1. 增长主义很难解决新阶段的突出矛盾
在过去30年中，经济增长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由于制度安排等原因，也出现了鲜明的增长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把经济增长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目标，所有制度安排与政策实施的最终目标都是经济增长。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把量化的GDP指标作为考核所有工作的核心，不惜一切代价提高GDP的增长速度，扩大经济总量。
（1）增长主义形成有客观的历史条件。在社会物质产品还不丰富的情况下，人们对发展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以“物”为中心，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总量的增长。在这种发展理念下，所谓发展就是指经济增长，即把国民生产总值（GDP）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主要标准，把发展归结为物质财富的积累。
专栏1.5：GDP中被忽视的问题
| 现代主流经济学把对物的智力使用上升为人之行为理性，并把它扩展到对人类社会关系之中，人不再是具有各种情感需求的统一体，而被异化为追求物质需求的单面经济人，并由此建立一整套的GDP衡量体系。事实上，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福利的提高来看，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GDP仅仅是提供一种指标，追求GDP的最终目的应是全民的不断提高的幸福生活；而且，尽管现代社会往往把人均GDP视为衡量国家平均福利程度的主要标准，但GDP本身却无法全面衡量人的福利问题，因而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就存在很多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GDP是个市场价值概念，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市场化的程度，但却无法精确反映经济增长状况，更无法考虑人们的闲暇福利。
（2）GDP数值中包含了大量的制度内生性收入，尽管这种收入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却往往是源于非必要性的服务。
（3）GDP数值中包含了大量的生活成本，尽管这种生活成本在实际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支出，但人们却希望它越少越好。
（4）GDP数值中包含了大量的制度性浪费，尽管市场化的发展必然会导致这种制度性费用增加，但这种浪费根本上是非生产性的，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无效使用。
（5）GDP没有负价值的概念，因而无法估算社会资源消耗的代价，无法反映现世人行为的外部性对未来人类福利所造成的危害。
（6）GDP仅仅是对那些可量化的物质因素进行统计，尽管物质福利构成人们福利的基本方面，但现实生活中人们追求的福利远不限于此，而绝大多数福利是难以量化的。
（7）即使就可量化物质福利而言，GDP衡量的也不是总体财富或效用，而是一种虚拟货币量。
综上，实现GDP数字指标体系只是达到快乐的工具和手段，而人类的进步和福利的提高才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同时，唯GDP增长的背后往往潜藏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关注一般百姓的切身需求要比专注于GDP数字的增长有意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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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朱富强现实制度如何进行人本改造内部资料
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增长主义。早期发达国家，为了经济增长在国内实施“圈地运动”，在国外实施“殖民运动”。直到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在内外压力之下，发达国家才开始反思增长主义思潮，并且逐步形成了与增长主义完全不同的新发展理念。
发展中国家也经历了这个过程。20世纪50～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进GDP增长，但并没有带来经济结构、社会状况、政治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变革与进步。相反，许多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社会腐败、政治动荡。面对这个现实，“发展＝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受到普遍质疑，被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人们逐步认识到，发展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广泛的社会变革，把发展看做是包括社会结构变革以及保持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和根除绝对贫困等多方面的变化过程。20世纪70～80年代，随着数起重大污染事件的发生，人们开始关注资源环境问题。1980年《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这一理念在《内罗毕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21世纪议程》等文件中得到进一步阐述，并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得到认同，成为指导当时发展的主要理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在经济社会实践中开始把观察发展的视角从“物”转向“人”，认为人的发展重于物的发展，从而更加注重满足人的需求和促进人的自由发展。
在中国，增长主义的形成是与当时发展处于生存型阶段这一客观的历史条件直接相关的。为了在短时期内迅速解决庞大的贫困群体、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水平，采取必要的措施做大经济总量是一条现实的路径。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各项制度创新都着眼于经济增长，极大地调动各级政府、社会、居民参与财富创造。应当说，这一策略是成功的。仅从政府角度看，改革开放初期逐步推进的财税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