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和趋势看，“十二五”是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五年，也是第二次转型启动的五年。第二次转型相当多的任务都需要在“十二五”改革中破题。我们的总体判断是，如果“十二五”转型有实质性进展，未来30年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与社会和谐稳定就有制度保障；反之，原有的矛盾不仅不能有效化解，而且有可能产生新的矛盾，经济社会发展被打断的可能性将明显加大。
1. “十二五”是扩大居民消费、构建消费大国的关键五年
中国在这次反危机中启动消费主要靠临时的政策，国内消费可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十二五”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逐步淡出是一个客观趋势。在宏观政策淡出后，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将是“十二五”时期面临的一大难题。
在出口导向模式不可持续、投资主导不可持续的特定背景下，“十二五”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唯一的出路在于加快推进相关改革，扩大居民消费、构建消费大国。有的专家预言，中国将在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消费大国。但是，当前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当有限。2008年，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45.7%，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70%以上，中等国家一般是60%。
如果“十二五”能够在形成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收入分配格局上取得重要突破，未来10年，居民消费率将从当前的35%左右提高到50%～55%，消费率从不足50%提高到60%～65%，使得消费成为经济内生增长的主要动力。
2. “十二五”是打破行政壁垒、大力发展城市圈和城市群、推进城市化的关键五年
2009年，按照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和各地实际，中国先后推出12个国家级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这意味着未来5~10年，通过城市圈、城市群的发展将成为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载体。客观地看，中国早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但由于制度安排因素尤其是行政区划的壁垒，使城市化进程难以有效推进，还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同时，城市化的滞后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这使中国扩大内需、构建消费大国缺乏载体。2009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城市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若能使城市化率从当前的47%提高到60%左右,将为中国扩大内需提供巨大的支撑。“十二五”亟须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努力实现区域经济、社会、行政的一体化发展。
3. “十二五”是消除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五年
建国60年后的今天，计划经济时代“反城市化”政策所造成的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依然存在，且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失衡日趋明显，最突出地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不同的公共服务制度。2008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5780.8元和4760.6元，相差2.31倍；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7.9%和437%，相差58个百分点。与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体超过15000元和恩格尔系数总体低于40%仍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不可否认，近几年中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如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制度、推广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农村养老制度等。但是，从总体来看，农村居民依然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比如，进城的农民工可以在城市“落地”，但是基本公共服务却无法“落地”。为此，“十二五”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打破城乡二元的体制机制，走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的健康城市化道路，着力改革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及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方式，为城市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4. “十二五”是保障13亿人基本公共服务的关键五年
在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后，公共服务的供给不仅涉及公平问题，更涉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稳定城乡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减轻预防性储蓄倾向，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也有利于在危机中化解社会矛盾，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平衡不同利益群体关系，在危机中化解社会矛盾。客观地看，进入“十一五”以来，公共服务领域改革尤其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但与实现公平发展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与社会预期还有很大差距。为此，“十二五”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关键的五年。要尽快制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国性规划，尽快统一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公共服务体制，并由此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至少投入15万亿元，力争把城乡、区域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差距控制在2倍以内，在实现制度公平的基础上使全体居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致相当。
5. “十二五”是推广低碳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五年
后哥本哈根时代把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全面凸显出来。“十二五”在构建低碳经济体制方面有明显进展，将使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同时，也关系到中国能不能完成对国际社会许下的“在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诺。从量化指标的代表性和可测性来看，单位GDP能耗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指标。2008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为132吨标准煤/万元，与2020年的目标值084吨标准煤/万元还有相当差距。为此，在全球推广发展低碳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十二五”时期要在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时，选准时机，尽快出台资源环境价格改革总体方案，建立健全切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要素成本的、市场化的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奠定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