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并不意味着中国已完全摆脱了不发达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我们提出的落后的生产力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适应的矛盾，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也应看到，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这一主要矛盾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生存性”压力明显减弱，“发展性”压力全面凸显。主要表现在全社会面临日益突出的四大矛盾。
1.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的突出矛盾
中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在温饱阶段尚未出现或者并不突出的问题，包括资源和环境约束，开始集中地显现出来。
（1）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尽管中国资源总量丰富，但许多关键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耕地总量已降到18.3亿亩，人均只有1.4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水资源、石油、铁矿石、铜的人均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8%、45%和26%。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以高物质资源消耗为主，没有充分利用人力资源。2007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6%，却消耗了世界钢材消费总量的30%、能源消费总量的15%、水泥消费总量的54%。
（2）环境条件的日益恶化使得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降低。当前中国的环境形势十分严峻。根据相关测算，这些年中国每年因为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当年新增GDP的10%左右。世界银行最新研究报告也指出，当前中国环境损失占当年GDP总量的3%，如果不改变现有的发展方式，2020年将上升到13%以上。
（3）资源环境压力开始成为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原因。例如，目前中国新增的上访事件中有很大比例和环境问题相联系，2007年上半年国家环保总局的来访量比上年同期增长26%，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与环境问题直接相关。
2.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
改革开放30年，中国通过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较好地解决了私人产品的供给问题。进入发展型新阶段，中国开始面临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之间的突出矛盾，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成为新阶段13亿中国人“物质文化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产品短缺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在初步解决温饱、实现小康以后，人们的需求进一步发生变化，由主要是解决温饱转变为要求解决就业、公共卫生、基本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等等。在中国由初步小康向全面小康过渡的阶段，广大社会成员在这些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公共需求增长的速度相当快。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公共产品短缺问题得不到解决，不仅会降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还会降低消费率，也难以改变老百姓上学难、看病贵、养老无保险的状况，而且会造成较多的社会问题。
3.经济持续增长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突出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社会贫困人口数量逐步下降（由1978年的2.5亿人口减至2007年的1479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30.7%降至2007年的1.6%。与此同时，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扩大。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经调整后的中国基尼系数2001年已达0.415。据200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45~0.53。另外，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更高，为0.53左右，此数比1984年的0.26扩大了一倍，已超过了警戒线。以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为依据，参考了世界银行的调整数，用五等分法测算出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4年的7.2倍，26年中扩大了4.5倍。而最新的研究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0.46。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家，转变为贫富悬殊的国家。
近年来，关于收入分配问题有较多议论。有人认为，中国处于快速发展和快速市场化的阶段，根据库茨涅兹“倒U”曲线，在发展的进程中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象不足为怪。但问题在于，中国目前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与发达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明显不同。一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根源于体制性因素，尤其是源于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这一点是发达国家所不存在的。二是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超出了社会承受度。对合法经营获得的财富，社会不会“仇富”；但对因权力、身份等因素获得的财富，社会并不认同。例如，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一直是社会批判的一个焦点。三是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持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很难再像改革初期那样调动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持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制约了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降低了社会的消费能力。占社会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收入水平低，致使中国消费率逐年走低，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突出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