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处在转折阶段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基于对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变化与发展趋势的客观判断。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从总体上说成功地实现了预期的目标，由此使我国从生存型阶段开始全面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将逼迫我国加快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过渡，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第二次“转型”，是由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的：一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萎缩将成为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下，“大进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终结。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型需要面对的紧迫而重大的课题；二是我国的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例如，社会需求结构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需求向公共产品需求升级。扩大内需已成为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第二次转型直接依赖于第二次改革。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成功与否，更关系到我国未来30年的经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几番斟酌之后，下决心把本书定名为《第二次改革》的缘故。
二、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改革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走势和我国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跨越，构成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现实基础。为此，前不久我在主持的《“十二五”改革规划研究》中提出，要把发展方式转型作为“十二五”改革的主线，并着力推进三大方面的改革。
1. 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例如投资消费出口失衡、服务业比重徘徊不前、城市化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深层次原因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到位，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体制因素尚未消除，并与特定的宏观经济形势结合在一起，不断固化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推进未来经济体制改革，总的考虑是：以扩大内需为总体目标，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中心环节，以深化市场化改革为基本路径，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1）我国将进入消费主导时代。要把扩大内需作为第二次改革的重要目标。我国居民消费率由1981年的42.5%下降到2008年的35.3%。有人说这是由于投资太快，所以消费比率也降下来，但我始终认为这是浅表层次的原因。消费率长期偏低且不断走低，与投资过高相联系，与城市化进程缓慢相联系，但最终根源于传统发展模式中的体制机制缺陷，尤其是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长期没有破题。
（2）我国将进入城市化加快发展的时代。要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把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城市化加快发展必然引起发展方式转型的需求出发，需要推进五个方面的“着力调整”：第一，着力调整消费、投资、出口结构，尽快形成以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二，着力调整三次产业结构，尽快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三，着力调整城乡结构，尽快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第四，着力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尽快形成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第五，着力调整所有制结构，使其与扩大内需的要求相适应。
这里，尤其需要提出的是，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低碳经济是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它不仅是本世纪人类最大规模的环境革命，而且也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革命。后危机时代，低碳经济将成为引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乃至全球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某种意义上说，它比以往的工业革命影响更为广泛、意义更为重大。
（3）改革正处在新的转折阶段。要坚定地把市场化改革作为改革的基本路径。首先，要以市场化改革形成扩大国内投资需求的体制保障。进入后危机阶段，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延续一段时间。这些政策是否有效，最终取决于民间投资能否有效启动。民间投资能否有效启动，取决于能否有效地打破垄断、为民营经济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其次，随着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我国环境保护、新能源方面的投资潜力巨大，但如果资源环境要素没有市场化，环境污染可以不支付成本、传统能源价格偏低的状况不改变，环境保护、新能源开发等投资就会受到遏制。为此，需要通过资源要素市场化、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制度安排为扩大国内投资需求创造良好的环境。
2. 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未来5～10年是我国社会转型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能否实现平稳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社会问题的估计以及相关改革决策的选择。
（1）我国已开始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公共产品短缺将成为制约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缓解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与公共产品短缺矛盾需要加快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制。
（2）我国社会转型进入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的时代，社会矛盾凸显将是一个常态。需要以协调基本利益关系为主线，构建利益表达的多元化渠道，建立利益关系协调机制。
（3）在发展方式转变和人口结构变动条件下，就业问题十分突出。需把解决就业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位置，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构建发展型的就业体制，建立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提高就业服务水平。
（4）关注社会政策与社会体制改革的有机结合。比如，在加大民生投入的同时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在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在采取各种措施处理社会矛盾冲突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在采取各种措施保就业的同时更加注重就业体制改革。
3. 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30年来我国转型与改革的历程看，发展方式转型关键取决于政府转型，取决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大突破。
（1）在完善政府经济职能上取得重要突破。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上取得新的进展。建立市场化的宏观调控体制，增强中长期规划的科学性和约束性。强化央行在宏观调控中的独立地位，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建立现代市场监管体制，确保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加强政府对外经济职能，为人民币国际化、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2）在政府公共职责保障机制建设上取得重要突破。合理界定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强化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建立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分工和保障机制。以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为契机，按照事权与财力均衡的原则，使各级政府公共职责明确化、规范化、法定化。在此基础上，建立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的绩效评估体系和行政问责制度。
（3）在以事业单位改革为重点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上取得重要突破。将事业单位改革置于全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框架下统筹安排，强化事业单位的公益性，充分利用包括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在内的多方面的力量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4）在改革调整行政权力结构上取得重要突破。以建立健全大部门体制为重点，大胆探索在行政范围内建立公共权力有效协调与制衡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行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5）在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上取得重要突破。集中解决群众意见大、制约政府公共权力规范行使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建立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廉洁政府、法治政府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