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战略课题，农民进城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30年来，大量城外农民主动进城、大量城郊失地农民“被城镇化”、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共同推动了我国城镇化率的快速提高。未来30年，这三种力量仍将共同推动我国城镇化率继续提高。问题在于，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使中国农民的进城之路格外艰难曲折，使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大打折扣。无论是从让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出发，还是从培育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出发，都应该高度重视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艰难蜕变、从农民工到市民的华丽转身。
一、农民转变农民工：仅完成了一半的城镇化
前几年，在讨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局面还能持续多久时，不少人把提高城镇化水平视作我国经济未来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之一。在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人们再次把城镇化潜力大视作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有信心的重要依据之一。城镇化的确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城镇化的拉动效应因二元体制的存在而大打折扣。
现有城镇人口中包括大量农村户籍人口，他们只实现了人口统计学的城镇化，还不是真正意义的城镇人口。按现行统计口径，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都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其中包括户籍在农村的农民工及其随迁人口。对这部分人口目前没有直接的统计数据，但可以采用两种估算办法：第一种办法是按农业人口与乡村人口之差推算。2006年按户籍统计的农业人口为89162万人，按常住地统计的乡村人口为73742万人，相差的15420万人被“虚增”为城镇人口，使当年城镇化率“虚高”11.7个百分点。第二种办法是按普查中登记住户人口与常住人口之差推算。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2006年末全国农村登记住户人口为87768万人，其中常住人口为74576万人，照此推算全国农村登记住户人口中有13192万人常住在城镇，使当年全国城镇化率“虚高”了10个百分点。无论按哪种估算办法，目前城镇人口的“水分”确实很大。
这部分城镇人口受制于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分割体制，具有“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特征，是城镇化的“夹生饭”。在这种转移方式下，“虚增”的城镇人口不能在城镇扎下根，从而使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受到抑制。发挥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必须煮熟城镇化的“夹生饭”，逐步把已经进城、但户籍和根基仍在农村的人口真正转换为城镇人口，促进进城农民工全面融入城市。
为此，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第一，继续打开城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降低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人口的落户门槛，逐步实现进城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第二，根据部分农民工对农业生产逐步生疏、对土地的依赖逐步减轻、对农村的依恋逐步减弱、对融入城市的渴望逐步增强等新趋势新变化，推进农村自身改革，消除农民工长期退出农村的顾虑。
二、城市之门如何打开：以居住问题为突破口
解决进城农民工居住问题，是城镇化的必然要求，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条件，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抓手，应当尽快摆上议事日程，采取有力措施逐步推进。
1. 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工难以回到农村
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截至2008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其中到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从长远看，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人数将长期持续增加。进城农民工一头连着农村，一头连着城市，既是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中的特殊群体，也是我国农村户籍人口中的特殊群体。今后他们将何去何从，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不仅事关他们本人的福祉，而且事关城乡如何统筹发展。
不少人认为，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将长期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就业，城里有工作时就到城里打工，城里没工作了就回乡务农；农民工在农村有承包地、宅基地，大部分人最终都将回到农村；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承受能力有限，当务之急是满足城市现有户籍人口的基本需求，没有余力覆盖进城农民工；新农村建设需要劳动力，农民工应当回到农村去。
我们认为，经过20多年持续向外转移，进城农民工的生活经历、转移动因、心理特征、未来憧憬等情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为突出的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今后将难以回到农村。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回到农村。出生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第一代农民工，生长在农村、从事过农业生产、主要资产在农村，外出务工的主要动因是增加家庭收入，到一定岁数后大多会回农村。但7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大多是初中毕业即外出打工，没有务农经历，对土地和故乡的眷恋很轻，外出务工的动因从单纯增加收入，转向改变命运、转换身份。经过若干年的城市生活，多数新一代农民工不再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新一代农民工的通婚半径扩大，男女双方来自不同地方的越来越多，今后既难以回男方老家，也难以回女方老家。
第二，举家外出农民工难以回到农村。老人、孩子、配偶在农村，自己单独在外打拼的务工劳动力，若干年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回到农村。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已不再是单独外出，而是举家外出。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08年全国农村举家外出务工劳动力达到2859万人，占外出务工劳动力的20.36%。这些人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回老家的次数逐年减少。随着在务工地稳定居住的时间延长，他们融入现居住地的意愿比较明显，呈现明显的“移民化”趋势。
第三，生活水平落差决定了农民工难以回到农村。农民工虽然处于城市底层，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大低于城市其他阶层，但比在老家农村要好得多。一旦回到农村，仅靠老家的几亩承包地，不可能维持其收入和生活水平不下降。在这次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部分农民工暂时回乡，但很快又陆续外出务工，回去后不再出来、特别是选择重新务农的人很少。据国家统计局今年春节后开展的一次大样本调查，春节前返乡农民工为7000万人左右，春节后80%以上已经进城务工；在需要重新找工作的返乡农民工中，打算收回耕地自己耕种的仅占0.3%。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冲击，为检验农民工能否回到农村、能否回到农业，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压力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农民工转移就业具有很强的不可逆性，一旦转移出去了就很难再退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