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在讨论应对危机的短期和中期措施，探讨哪种社会经济制度和秩序能够更灵活地应对危机，并可作为一般性的发展或增长模式。此外，关于如何平衡市场和国家干预的讨论也应运而生。作为社会市场经济理念的倡导者，我演讲的题目是“社会生态市场经济：一个防范和抵御经济危机的模式”。这个命题可以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讨论。
一、金融危机在德国的表现
根据最新预测，2009年德国经济增长率接近负6％，面临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但是，联邦政府最近披露，德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已有复苏迹象。虽然经济统计数据呈现负值，但经济和金融体系依然健全。
和所有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一样，德国政治家的重点在于采取措施抵御危机的直接影响。在德国，决策者不得不面对双重挑战。
短期来看，他们必须找到尽快摆脱危机的方法，至少要减轻危机的影响。德国政府2月份通过了5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用于公共投资、减税和现金补贴。这是战后德国政府最大规模的财政干预。该举措使德国政府2009年不得不新增债务370亿欧元，创历史新高。经济刺激计划的资金规模约占德国GDP的3.1%，虽然低于中国和美国，但明显高于加拿大、日本和英国等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今天我们可以说，刺激计划无疑是成功的，因为私人消费在第二季度已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对该经济刺激计划为数不多的批评意见主要是，有人认为刺激计划需要太长时间才能显现成效（这一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会给子孙后代造成负担。而刺激计划的支持者则认为，鉴于国内外的期望，德国应该立刻采取措施，这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国外的呼声主要来自其他欧洲国家，他们呼吁德国不要坐视不管，作为欧洲最强大的经济体应该肩负起更多的责任来帮助欧洲走出危机。
另一个挑战是领导人必须考虑短期措施的长远影响。很多德国人担心短期的市场干预可能损害德国市场经济的基础。对于正在进行的德国汽车业的拯救计划而言，这一担忧引起了广泛共鸣。
虽然平时各个党派的立场泾渭分明，一旦涉及这个决定几十万人工作岗位的行业，政策措施则超越了党派界限。联邦和州的所有主要党派中都不乏国家干预的拥护者，他们认为社会生态市场经济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并不相悖。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奉行国家干预最小化，个人保障如养老、医疗等原应由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私有化，在目前也同样遭到了质疑。有评论家称这场危机是“经济的危机和经济学的危机”。这意味着基于高度复杂数学模型的、处于霸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未能为预测危机做出任何贡献，而且至今尚未提出如何摆脱危机的对策。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因此，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正在寻求替代理念并重新发掘约翰·凯恩斯（1883～1946）等学者的遗产，使他们的理论重获新生。
要理解德国的政策措施，就需要熟悉德国当前社会和经济基础，其源头可以在秩序自由主义及其市场构成政策中找到。德语里我们称之为“秩序政策”，很值得大家关注。秩序自由主义与包括如瓦尔特·欧肯 (Walter Eucken) 、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 (Alfred Müller-Armack) 等在内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密不可分, 当然还有联邦德国成立后首任经济部长、被称作“社会市场经济之父”的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
我不想在此赘述凯恩斯主义与秩序自由主义的区别与共性。需要指出的是，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这两种理论都对市场的自我纠正和自我修复能力持怀疑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