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成为直辖市以来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重庆工农业经济与现代经济在发展速度和效率上存在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不仅在西部地区是较为突出的，在全国也具有典型性。它们已经成为制约重庆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沿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能消除这些发展中的痼疾，必须要有新的思路、新的模式探索工农业经济、城乡社会共同发展的新路子。2007年国家批准重庆市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1月，国务院又发布了推进重庆统筹城乡改革的若干意见，为重庆通过深化改革解决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重庆统筹城乡改革要以解决三农问题为首要原则，实施彻底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战略，化解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与大现代化工业大城市并存的矛盾，要以城市反哺乡村、以工业反哺农业为基本方针。这一方针近年来在各省区都已开始推行实施。但重庆作为全国首个省级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必须以彻底改造农业传统生产方式战略重点为指导找准切入点，通过城乡统筹规划，以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科学化、机械化为目标，扶持成百万计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家庭养殖场，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种植场，使之成为现代农业、商品农业的骨干力量，农业经济由此获得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活力，彻底改变农业滞后发展的局面，力争使重庆农业综合生产力到2020年达到现代化水平。
首先，重庆以城带乡的工作应当依据区域内农业资源禀赋特点，统筹规划农业布局，逐步建立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专业生产带，构建现代农业体系的基础。重庆农业资源配置的特点是“人多地少”，农业生产中劳动力过密化的状况十分严重，因为重庆承担着将三峡库区建成长江流域的重要的生态屏障，维护长江、嘉陵江、乌江水体安全，确保三峡工程正常运转的重任，农地资源几乎没有扩张的余地，重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只能以区域内资源禀赋的特点调整农业产业布局，通过农业生产专业带规划，农户从事特色农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从提高土地的单产水平中寻求出路。
做好农地资源规划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重庆3000万亩耕地的红线，它是重庆农业生产力的自然基础，其中900万亩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又是重庆市1100万吨粮食安全线的保障，无论是工业园区建设、房地产开发、甚至社会事业建设均不能动用基本农田的土地，政府的财政投入、农业科技补贴、良种补贴等都应向粮食种植专业带的建设倾斜。
其次，扶持和培育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是构建现代农业体系的重中之重。实现重庆农业由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必须培育和扶持一大批新型的农业商品生产者，而农地流转是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的前提条件。土地流转是我国农业和农村普遍存在的一个老大难问题，重庆应当通过改革实验有所突破。重庆农业人均耕地少，在西部地区也是十分突出的，土地流转困难重重;另一方面重庆的土地流转又具备一些有利条件，一是重庆是劳务输出大省，累计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620万人（其中异地转移300万人，本地转移320万人），重庆的常住人口和农业人口总量有所下降，可流转的农村中闲置土地和撂荒地上千万亩。二是目前留守农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兼业农民，农户家庭总收入中土地经营收入和务工收入各占一半，土地流转的补偿成本降低了。三是农村中农户自发地进行土地经营权的转包，前两年的改革试验已初步进行了土地流转试点，部分地区建立了村级土地流转站、镇级土地流转指导中心，市土地交易所最近已挂牌运转，为农地流转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如何引导现阶段一些民间的、自发的土地流转，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特别是确立土地流转为扶持和培育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的目标，使重庆农业由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更为顺利，重庆应当在统筹城乡改革试验中全盘规划，制定鼓励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的政策，把两个反哺的着重点放到降低土地流转的经济成本上，减轻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成长和发展的压力和负担。
第三，统筹城乡发展的两个反哺工作要以留住农业高素质劳动力、推动人力资源回流农业农村为重点。国内外的实践都表明，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劳动力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工业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从重庆市近10年转移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来看，流出的农业劳动力基本上是40岁以下、受教育年限9年以上的青壮年农业劳动者。据重庆市涪陵区梓里乡平安村的调查资料，全村1432人有621人外出，其中青壮年劳动力90%以上外出务工，新生代农村青年更是不愿留村务农。村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超过80%是50岁以上，小学文化程度的老人和妇女，他们已接近丧失劳动力的年龄段，耕作土地，特别是种植粮食，仅仅是满足基本生存的需要。他们既缺乏动力投资改良土地，也没有能力应用农业机械或提高农业科技水平。
重庆农业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应当是60-70年代出生的留守农民或回流的农民工，他们劳动力素质高是相对而言的，比较目前的老人、妇女他们的劳力精力更旺盛持久。与80后的农村青年相比，他们生长在乡村，具备较为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技能，有较为浓厚的乡土感情、家庭责任感，务工经历也造就了他们的创业能力，市场竞争意识，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不是追求新的生活方式，而是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积累资金，他们最终要回到家乡。因而通过以社保置换土地，使耕地适度集中到这一代农民手中兴办家庭农场，既能促进重庆农业生产方式的彻底转变，又符合社会公平的客观要求，兼顾了效率与公平的原则。为了弥补这部分农业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较少，科技文化水平较低的缺陷，两个反哺工作应当把增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增强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切入点。
最后，以工业反哺农业和以城市反哺农村的投入重点和制度创新的重点应当放到完善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规划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上。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主要特征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是我国由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向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经济转轨过程初期创立的农地资源的产权制度。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实施使我国的农业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农业总产品和农民收入得到提高，中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稳定，其巨大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与八十年代初相比，已发生重大变化：一是全面覆盖国民经济的市场体系已基本建立；二是城市化工业化出现了加速效应；三是中央提出了小康社会的长远目标，要求兼顾经济与社会发展，兼顾效率与公平，建设和谐社会。近年来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缺陷已逐步显现，它与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的矛盾也日益尖锐，重庆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缺陷表现在：农地条块分割细碎化造成了农户超小规模经营；农地产权主体多元化导致农民承包经营权和农地收益权不稳定；农地的生产功能与社会保障功能混为一体，土地生产力受到束缚。
建立和普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两个反哺的中心任务。普遍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但可以在统筹城乡改革试验中摸索经验。首先要对现阶段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状况收集完整的资料，对他们退出农业生产的进程和规模准确把握，再根据政府的财力分步推进。如在以工业占绝对优势的主城区县，可先行先试，力争几年内推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而两翼地区现代经济具有一定基础的区县，可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局部试点，而大多数农业县应当在市级财政的支持下，对划为基本农田规划区的个别乡镇和村庄进行小范围试点。总之，土地经营权流转，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兼顾社会平等和农地资源的效率，两者的平衡必须通过建立和普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渐进改革来实现。
(本文作者：重庆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副教授； 重庆科技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统筹城乡试验区的机制创新模
《理论前沿》2009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