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部和内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对“十二五”的基本判断很重要：第一，“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第二，“十二五”时期也是我国由经济大国跨入经济强国行列打基础最关键的五年。在这个背景下，“十二五”的经济社会发展，关键在于抓住后危机时代改革的历史机遇，全面推进“一揽子”改革，集中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性矛盾，形成发展方式转型的活力、动力和合力，走出一条以扩大内需为主线的发展新路子，建立与科学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从不同的范畴上看，发展方式可以有三种提法：第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九五”时期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第二是经济发展方式，“十一五”时期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其实质在于实现从投资出口导向向内需导向的转变。第三是转变发展方式。我理解，转变发展方式的内涵主要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社会公共需求转型，构建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体制和政策体系；强调政府转型，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一、“十二五”改革的两大特定背景
1.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走势对“十二五”改革的影响估计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长期性。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步缓解，全球将进入后危机时代。其中有两个突出的情况：第一，主要发达国家去杠杆化、储蓄上升、消费萎缩和进口减少将成为中长期趋势。未来三到五年美国实际消费增长将从1995～2007年的4%下降到1%～1.5%左右。这将对我国“十二五”的改革发展带来重大的外部冲击。第二，即使欧美市场需求能够在总量上恢复，也不是原有规模和结构上简单的恢复。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使欧美市场的贸易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而且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后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复杂性。第一，从最近的“轮胎特保案”可以看出，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中国以传统方式继续分享经济全球化红利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第二，周边国家希望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提供市场需求。例如有人提出中国要由“世界工厂”变为“世界市场”。第三，现在热议的“金砖四国”等新经济体，尽管合作空间很大，但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大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
世界低碳经济发展与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外部压力。第一，发展低碳经济正在成为各国在后危机时代推进经济复苏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共识。第二，低碳经济将成为世界性结构调整的基本趋势。比如，美国计划在十年内投入1500亿美元发展新能源，创造500万个就业岗位；日本提出“绿色经济和社会变革”方案，推进低碳社会建设；欧盟提出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并在2013年前出资1050亿欧元支持发展绿色经济。第三，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承担巨大责任，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空前挑战。例如，2007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8%，占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量的2/3，排放总量居全球第二。美国提出的2013年减排计划，其中中国减排指标将占全球减排总量的41%左右，相当于拉美、非洲和中东的总和。在这个背景下，中国要不要做出承诺，如何做出承诺。我认为承诺是不可回避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必须做出承诺。不仅要做出一般性承诺，而且要做出有约束性的承诺。今年12月份哥本哈根会议将是一个新经济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从历史看，每次危机基本上都包括两个过程。一个是全球范围内大调整的“洗牌”过程；另一个是全球范围内一个国家、企业地位作用重新确立的过程。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我国改革发展带来的影响，总的结论是：短期给我国带来严峻的挑战，中长期内是我国加快改革、着力转变发展方式、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一次重大历史机遇。这个判断，对于制定“十二五”规划，非常重要。
2. 我国发展阶段变化对“十二五”改革的现实需求
我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由生存型阶段开始全面进入发展型新阶段。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等一系列指标判断，我国开始由以解决温饱问题为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跨入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这是国内一系列变化的重大基础。
需求结构开始进入战略调整期。随着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基本方面：一是社会需求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二是社会需求由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需求的升级。
发展阶段变化与“十二五”改革的主要挑战。发展阶段变化带来的社会需求结构战略性变化，使我国面临新的矛盾和问题。当前我国的阶段性矛盾，可以概括为三大方面：第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发展不平衡，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其中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也包括贫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第二，全社会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不到位和供给短缺、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不仅在落后地区，在发达地区同样越来越突出；第三，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改善滞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发展阶段明显变化、内部需求结构处于战略调整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三大矛盾，我国改革发展的出路在哪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从矛盾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鲜明地提出发展方式转型的重大问题。
建国六十周年前夕，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定背景下，我们一再强调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贡献和基本优势。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到现在发展阶段变化的内部需求来看，我国发展模式有着巨大的历史贡献，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内外环境变化，使这个曾经成功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新阶段具有一定的不可持续性。从国际国内的压力看，转变发展方式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内需不足上。在深化改革中打破制约内需扩大的制度障碍，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任务。
3. 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十二五”改革思路
根据对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变化的分析，“十二五”改革总的建议是：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来加快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具体包括：第一，加快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坚实基础；第二，加快推进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为实现公平正义、社会和谐提供制度保障；第三，加快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奠定重要基础。
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的根源主要是体制机制缺陷。比如，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滞后，主要在于转变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实质性破题；社会建设滞后与社会需求转型的进程，目前尚未在制度上保证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依据这个判断，第一，经济增长依赖于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第二，社会发展依赖于社会体制改革的新突破；第三，政府转型需要尽快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有重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