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三个方面来讲这一题目：第一，“三强三弱”的启示；第二，“点面结合”的双引擎经济增长战略；第三，变革中政府是关键。
一、“三强三弱”的启示
中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复苏信号非常明显。GDP从第一季度增长6.1%，到二季度的7.9%，再到三季度的8.9%，使2009年保8%的增长没有悬念。在充分肯定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应清晰看到这中间隐含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的救市举措仍然有值得反思的空间。总体上说，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政策导向体现出“三强三弱”的特点：
第一，保增长的动力强劲，措施得力，而调结构力度相对较弱，步履艰难。包括振兴产业的十大计划中，也带有明显非市场化倾向。
第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明显，但是启动内需相对迟缓。在内需拉动经济中，消费性需求明显较弱，消费需求拉动经济遇到了结构性冲突。因为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拉动经济涉及的问题很多，许多是深层次问题，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等。显然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
第三，国有经济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表现抢眼，但是民营经济作用相对较弱，特别是大多数中小企业目前依然困难。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甚至出现明显的“国进民退”这样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
这“三强三弱”现象说明了什么呢？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后面折射出四个关键性问题：第一，政府潜意识中还没有真正摆脱经济增长方式的传统思维，仍然把GDP放在首位；第二，救市重拳并没有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转向内需驱动型，至少这个过程是漫长的；第三，救市政策在某些方面可能导致市场化改革中断；第四，救市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垄断行业地位。这些问题在我们救市政策取得重要进展的情况下，更值得深思。
二、“点面结合”的双引擎经济增长战略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水平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内在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未来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经过30年的高增长，特别是经过这场金融危机冲击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形态有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经济增长战略层面上一直推行以东南沿海带动中西部的梯度推进战略，未来这种梯度推进战略形态有可能被“点面结合”的双引擎全方位推进战略所替代。这里所说的“点”，是指30年改革开放中各地形成的区域经济圈，包括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京津环渤海经济圈、海西经济圈、北部湾经济圈、成渝经济圈，以及中部的武汉、长沙经济圈，关中经济带和东北经济圈等。这些经济圈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依托大众城市，形成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面”是指全国2000多个县域经济体，通过强县扩权，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点面结合”双引擎全方位推进战略，其前景是将有可能重塑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城乡一体化的战略进程。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三化”战略，实现三大目标：一是从根本上改变由改革开放初期被动确立起来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向以内需经济主导、积极扩大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二是逐步改变由改革开放初期确立起来的低成本出口战略，由过度依赖出口转向以内需为主，并力图在世界产业链的高端占领一席之地，建立创新型国家。正像国际社会中流行的一句顺口溜一样：“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专利，一流企业卖标准”，我们中国能够卖标准的企业凤毛麟角。只有加速科技创新，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才有可能在世界产业链的高端占领一席之地。三是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这是中国未来有可能在经济增长方面带头做出贡献的地方。
三、变革政府是关键
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中国政府是一个强政府，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中国古代有句成语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未来能不能走出一条成功的经济增长道路，很大程度取决于政府的作为和政府的改革。这个观点实际也适用于“金砖四国”的其他三个国家。换句话说，“金砖四国”未来能否在复杂多变的世界竞争中发挥作用、多大程度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们的内部治理。
笔者以为，既然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形态有可能是一个“点面相结合”的双引擎推进战略，那么作为“面”的代表的县，将必然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要使县成为一个全面引领中国经济的新经济增长极，就要下决心改善县级政府的治理结构，从县级政府改革开始，首先要改革不合理的组织结构。
最近广东顺德党政统合的改革思路值得我们关注。按照顺德的做法，一是建立了党政统合的组织架构。将原来的41个机构，整合成16个，其中党的序列6个，政府序列10个。而党的6个机构和政府的相关机构合署办公，如党委办和政府办合署，党的组织部门与政府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合署；党的宣传部门和政府的体育文化旅游部门合署等。二是形成了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在决策方面，顺德确立了党、政、人大、政协统一的大决策机制；打破传统的区长分工模式，实行党政16个部门每个区级领导分管一个部门，使区委的决策快速在部门得到执行和贯彻。而党的纪委和政府的检查、审计合署办公，独立地行使监督权。三是高效、经济的政府运转模式。由于机构精简，中间环节大大减少，可以极大地提高政府的运转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如果说，我们的2000多个县级基层政权，都能够推行顺德党政统合的公共治理模式，将对县一级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当然，顺德的这一党政统合的治理结构，如果能和县级党政领导干部的直接选举改革相结合，其作为也许会更大。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加强党的建设的精神，未来我国将在基层扩大党的领导干部直接选举的范围，以此推动党内民主发展。笔者认为，我们可以选择几个县进行这方面的试点。比如，县一级可否设想县委书记不兼任人大主任，而县委书记和县长由一人担任，但必须是通过党的代表会议和人代会选举产生。前者选举多位合格的县委书记候选人，推荐给县人代会；后者在合格的县委书记候选人中选举县长。哪位候选人当选为县长，就是当然的县委书记。而人大主任应该独立选举产生。这样就形成这样的格局：党的纪律检查部门监督书记；人大监督县长。这样就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县级的政治生态，使主要领导干部更好地对民众和党负责，而不是简单地向上负责。这对改善县级党政与民众的关系将产生深远影响，为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