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对金融危机、反思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究竟是重建权力还是建设社会,需要进行抉择。也就是说,现在究竟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力来包打天下,还是要形成一个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但是又能够互相配合的多元社会治理模式,这个问题可以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尖锐。
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在一些有关的争论当中,人们更多的是把它看作思潮、主义、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上来考虑的比较多。现实经济社会当中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实际上更多的是经济和社会生活变化本身造成的结果。当前经济和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市场经济的实行、全球化的过程、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消费等等都使经济和生活变得日益复杂,随之整个社会的风险、尤其是系统风险越来越大,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来应对这种日益复杂且又充满风险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实际上需要一种更强的治理能力,但是如果缺少其他机制,比如市场的机制、社会的机制,这种更强的、更有效的治理能力的呼唤就很容易转换为更强大的、对治理权力的呼唤,需要更强大的权力来治理这个日益复杂而且充满风险的社会。当实行市场经济之后,我们总是假定只要有了市场经济就有了产权的多元化,权力就一定会受到制约,权力的作用和范围就会更加规范,但是这种想法可能过于简单化,还应当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性,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有没有可能渴望一种更强大的权力?
如果出现这种趋势就很可能出现一种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治理需要更强的治理机制,另一方面如果缺少其他机制的制约,尤其是公民社会缺乏充分发育,这种独大的权力会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制约会越来越失控。某种意义上会面临一种风险,就是权力的强化和权力的失控并存,这是需要正视的问题。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究竟是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重建社会究竟重建什么东西?过去这些年里,这在很大程度上非常模糊。这里我想尝试性地提出一个社会重建框架,我认为至少有六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用这种机制来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问题。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内需问题被提到非常高的高度,而且人们看到内需的背后实际上是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解决利益关系、利益格局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讲分享式发展,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计划经济体制下这很容易做到,你让谁分享,谁就可以分享,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能够实现这种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解决利益关系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利益均衡的机制指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套公平的、利益博弈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当中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首先应当是平衡的,要创造种种条件使他们的能力更为接近,为做到这一点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我觉得我们社会建设首先需要这个问题。
第二,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结构能够支撑经济社会生活正常的运行。之所以把社会结构问题提出来,我觉得我们要看到利益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利益关系的问题、贫富的问题,还更多的可以说是一个简单问题。90年代中期之后,利益关系开始固化为一种社会结构。贫富的问题开始固化到个人,而且不太容易发生变化,这意味着调节社会中的利益关系仅仅靠一些政策已经不够,得优化社会结构。优化社会结构至少有四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扩大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规模,这不但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经济能够得以正常运行的条件。但如何来形成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几年前我曾经有一个想法,走欧美的路、靠白领来支撑中产阶层不现实。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政策的引导,造就大量熟练技工,使技工能够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的主要部分,哪怕是中等靠下的部分也可以。第二层含义是应当保护和改善底层社会形态,为更多的人营造生活家园。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发展、越来越进步,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城市高楼大厦越来越高,马路越来越宽,现代化设施越来越多,但绝不是人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一口饭吃,尤其是穷人,说不定还不如原来。这种情况下,保护和改善底层的生存生态、保护和改善他们生存的社会条件非常重要。第三层含义是要促进不同阶层之间互惠互生。第四层含义是要拓宽社会生存渠道,哪怕是穷人仍然能够对生活有信心。人不怕穷,最怕是没有希望,而希望来自于社会流动的渠道。
第三,我们需要发育良好的社会组织群体,社会的组织能力应当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去年还是前年,比利时由于选举几个月里没有政府,但是人们该上班照常上班,该度假照常度假,一个社会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有条不紊的生活了几个月。这段有条不紊的生活来自于社会的组织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一种发育良好的社会组织系统、增强社会的自主能力对一个社会来说非常重要。
第四,我们需要一种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现代社会矛盾确实比较多,但是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时候,我觉得应当具有一种双重目标:一方面要利于社会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要有利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个目标压倒了另一个目标,一个目标要以另一个目标的牺牲作为代价,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边越是维稳,那边正当的利益越是不能表达;正当的利益越是不能表达,利益关系越是失衡;利益关系越是失衡,社会矛盾越是尖锐;社会矛盾越是尖锐就越要维稳;如此反复,造成恶性循环。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双重目标呢?唯一的途径是制度化建设,这种制度化建设是解决社会矛盾方法的制度化的形成,也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方法。在这里面要注意两点:第一,要增强制度容纳矛盾、容纳冲突的能力,我们现在的制度太脆弱了,制度太脆弱也导致了人们的思维太脆弱;第二,要形成制度化解决矛盾的措施。
第五,我们需要一种公平和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制度最近这段时间引起人们高度重视,但是看法并不一致,带来的结果也不一样。如果仅仅看作是一个公平问题,可能还会觉得可以悠着点来,但是这次危机明白的告诉我们,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化、尤其是我们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要过这个坎的重要制度保障。现代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不仅仅是投入高水平的问题,在加强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时候,要是权力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话,最后会不会给你一件T恤,但是从你身上剥下一件羽绒服?
第六,我们需要一种有效的社会基础秩序。现在很多制度效率很低,或者制度失效,但是问题根源在于制度不完善。实际上我们有些制度已经相当完善,关键是底下的机制。这种情况下重建社会基础秩序是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把社会建设的问题提出来,但是社会建设究竟建设什么东西,我把这六个方面的内容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