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国政府改革；路径选择

一、后危机时代中国政府改革的特殊背景 

1．双重体制转轨并行与多重转变转型

中国的转轨从广义上包括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双重转轨或双重过渡，即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轨、由不发达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的转变。转轨时期，中国同时面临多重转变任务，包括由政策之治为主逐渐向法治之治（或者说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为主转变；由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向经济比较发达、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阶段转变；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向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转变；由城乡二元经济逐步向城乡一体化转变等等。双重体制转轨并行与多重转变，不仅意味着国内各个领域体制、运行机制、运作方式方法的根本性变革，更意味着政府法律法规体系、执法系统的重构和新型观念与理念的重建，客观上要求中国政府遵循市场开放规则、公平竞争规则、政策法规透明度规则和国际惯例，树立“高效、透明、公正、协调”的政府管理态度和作风，积极应对加入WTO组织后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

传统发展模式的五大转型（2009）是双重体制转轨并行与多重转变推进到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过渡阶段的必然要求。其必然性集中体现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低成本增长、粗放型增长、不均衡增长固有弊端的集中显现，客观上需要尽快向集约型增长和均衡发展转型，以自主创新为内核的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建设、“两型”社会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任务艰巨。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成就为传统发展模式的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长期积累的问题亦构成了深化改革和传统发展模式转型的强大动力。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需求的萎缩和低碳经济的发展使中国传统发展模式的转型更具紧迫性，现有的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增长必须更多转向消费内驱型增长，企业与公民的创造力与主动性、公民公共福利的提高与均衡供给等问题更为突出。

2．双重社会转型特征并存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顺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的发展潮流，提出了公共部门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模式。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阶段的特殊性质，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民对社会事物的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参与条件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必须正视现实。郑杭生认为（1997），“社会转型”即社会现代化，指“社会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整体上属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和电子政府（E-Government）建设对社会转型产生巨大的甚至是实质性的影响。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将中国的社会转型定位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双重社会转型”似乎更为确切，也更为接近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多层次的社会现实。

“双重社会转型”要求中国政府在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的经验，按部就班地推进经济的工业化、社会化、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而应在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结合中国各地实际的基础上，将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过程逐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过程有机结合，在有条件的发达地区用信息化和知识化带动经济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在经济落后地区用工业化、产业化来加快推进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和现代化，从而确立传统经济与知识经济融合、工业化与信息化并举的新型发展模式。

3．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契合

与原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相比，中国改革的特点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按渐进方式进行，是使包括公有制经济在内的所有经济形式与市场经济结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契合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总体上面临的问题较为严重，如何在更深层次上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契合仍是一个严峻的课题。社会主义具有自己特殊的目标和制度规定性，而市场经济也有自身的规律，这就要求公有制经济必须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来获得主体地位和发挥主导作用。我们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或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验，必须寻找中国式的发展道路，积极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运作方式，构建强有力的政府部门动力机制和完善国有企业经营机制。

后危机时代，公共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契合仍面临一系列特殊的经济社会问题。如公共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共性与市场性的权重定位、在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中如何确保其主体地位、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安全、资源战略与环境安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中国政府改革进程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紧密结合中国的体制改革的具体进程和阶段，并据此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和政府职能。

后危机时代的特殊背景，客观上要求计划经济、封闭经济、落后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中国政府组织结构、管理体制和方式必须向适应开放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内外新形势要求转变；以传统和现代结构交叉、重叠、渗透存在的“棱柱型”行政模式特征依然突出，客观上要求中国政府更具应付持续变迁、整合转型冲突的能力，以保证改革在充满活力和保持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进行。

4．城乡二元向城乡一元体制的转型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特征和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存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向一元结构转变的关键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由于中国政府改革面临的客观条件与西方国家不同，采取整体推进的改革战略必然面临巨大障碍，并需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分步推进的战略就成为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因此，在中国体制转轨初期，政府管理和公共政策普遍遵循城乡有别、一国两策的原则，如城乡分治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一体化、一元流动户籍制度和国民待遇相比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在后危机时代推进城乡协调发展进程中，中国城乡公共管理体系、公共政策体系、公共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社会治理方式的构建和设计，必须体现由城乡二元向城乡一元体制转型的过渡时期特点，结合各地实际，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公共管理模式与方式方法。

总之，经济体制的深层次变革与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与新型民主政治建设、社会转型与和谐社会建设、结构调整与“两型”社会建设、民富与公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等已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政府改革的突出特点和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