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经济转轨大国。在加快推进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同时，保持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与发展，构成了30年来我国发展阶段的基本脉络。
1. 我国开始步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
从发展阶段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将经历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发展的不同阶段，这可以粗略地划分为生存型社会和发展型社会。在生存型社会中，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发展型社会，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发展的目标开始逐步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
经过近30年的改革，我国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到2006年，我国的GDP总量是1978年的57.5倍、进出口贸易总额是1978年的85.3倍、财政收入是1978年的34.2倍。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我国目前处于新的发展阶段，即由生存型社会开始进入发展型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五个方面的变化，可以作为判断我国开始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参考性指标。按照这些参考性指标，我国在本世纪初开始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这个判断，与我国在本世纪初“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判断相一致。
(1) 经济发展水平。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我国要实现小康，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的国家水平，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000美元。这也是一个国家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起点。到2002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达到1100美元；初步估算，到2007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了2550美元左右。
(2) 产业结构。用产业结构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阶段时，通常把第一产业的产值不超过10%（亚洲国家不超过15%）、第三产业的产值超过40%作为一个参考指标。我国在2001年第一产业产值降到15%以下，第三产业产值首次超过40%。2007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已经下降到11.7%。
(3) 消费结构。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1996年降到50%以下，2000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降到50%以下，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整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到2006年，我国城镇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到35.8%，农村恩格尔系数则降到43%。
(4) 就业结构。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工业化初期结束的标志之一是农业劳动力比重不超过55%；工业化中期结束时农业劳动力比重低于30%。我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在2000年低于50%；到2006年，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42.6%。
(5) 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世界银行对全球133个国家的统计资料表明，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700美元提高到1000～1500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展我国家行列时，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40%～60%。2003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40%。到2006年，我国这一指标进一步提高到43.9%。
2. 30年的改革开放是推动我国进入发展型社会的主要动力
(1)我国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跨越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同步。我国发展阶段的提升，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单一的公有制被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所取代；政府集中管制的价格机制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所取代；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的格局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的宏观调控所取代。总的来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条件。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也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发生的。我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这使得我国面临空前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变革。在这个背景下，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相对简单的社会结构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复杂的社会结构。
(2)市场化改革对我国发展阶段的跨越贡献突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经济活力，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为我国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以渐进方式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形成了统一的市场运行机制和市场体系。在这个进程中，实现了用双轨体制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并且进一步由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取代双轨过渡体制。
在这30年的改革进程中，我国在所有的经济领域和环节，大步推进各类有形市场的发展，形成完整的市场体系；全面引入包括竞争、风险、供求在内的市场机制，让各类市场参数正常运转；通过市场运行中的各种经济组织和所有制改革，完善市场基础；通过法律重新确认财产所有权，形成真正的商品交易者。
30年的市场化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主要动力。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使市场逐步代替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保障了资源的优化使用。这是我国经济活力得到释放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伴随着思想解放的市场化进程，在实践中又加快了思想解放的进程。
许多研究已经量化了市场化改革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贡献。例如，中改院的研究表明，从2000年～2005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增幅看，GDP指数增长的贡献率初步估算达到56%左右，超过了预期寿命指数与教育指数增长贡献率的总和。这表明，近些年我国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再例如，国民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我国经济近30年的高速增长不仅靠以资本和劳动力为代表的外延性投入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同样有重要贡献。后者意味着市场化改革是有明显绩效的。从1987年到2005年，在我国经济年均9.5％的增长中，5％～5.5％来自资本和劳动力投入，3.8％～4.2％的增长是由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1％左右，发达国家也只有3％。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突出是非常突出的。
(3)我国发展阶段的跨越与思想解放程度高度相关。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历史。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是30年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们破除了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教条，在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实践探索。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变革，使亿万人民成为财富创造的主体，变“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市场化改革30年来，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极大地增强了经济运行活力，促进了财富涌流。投资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宏观调控等方面的改革均取得了长足进展，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4)我国发展阶段的跨越与国际化进程相适应。通过对外开放，我国成功地抓住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机遇，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来发展壮大自己。变封闭、半封闭的经济体为全面开放的经济体，既弥补了自身发展资本的不足，利用外部市场缓解了就业的压力，也有效地促进了国内改革的步伐。
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是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背景。这个历史性跨越带有“转轨中发展”的特点，也带有“发展中转轨”的色彩。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结合这些宏观的结构性变迁来思考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