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生存性”压力明显减弱，“发展性”压力全面凸显。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是改革发展阶段性的客观反映。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活力，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这种变革，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改革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1.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
(1)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逐步增大的趋势。到2006年底，我国的GDP总量只占世界的5%左右，但却消耗了世界近25%的钢材、34%的煤炭、50%的水泥。
(2)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开始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资源环境压力不仅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比如说，目前在我国，新增的群体性上访事件中，有很大比例和环境问题相联系。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也反映了某些体制、机制存在严重的缺陷。
2. 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同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存在缺陷的矛盾
未来的10～20年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9%左右的年增长率是完全有可能的。重要的问题在于，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例如：商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比较高，但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化及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环境成本形成机制严重滞后；民营经济发展很快，但国有垄断行业改革滞后；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处于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之中，目前这个转变尚未完成。
宏观经济的出现的结构性矛盾，源于结构性改革滞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但也有比较明显的波动，存在结构性矛盾。以通货膨胀为例，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通货膨胀，不仅是简单的预算软约束下的投资膨胀，而是与利率、汇率等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结构性矛盾。例如，在汇率改革滞后的情况下，由于我国进口产品主要以资源与能源为主，人民币低估导致进口成本偏高，从而提高了下游产品成本，导致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要有效解决这类通货膨胀，控制信贷总量、回收货币等货币政策收效不大，关键在于稳步推进汇率体制改革。再如，我国长期以来投资率偏高，投资消费失衡，除了资金的成本（利率）偏低而导致投资偏好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体制改革滞后，公共服务短缺而导致居民消费偏好趋紧。有效平衡投资消费关系，重要的是同时推进资金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和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
3. 经济总量、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
(1)劳动报酬的增长水平明显低于经济的增长水平。比如说，1998年～2005年，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都在30%以上，但城市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年均增长只有9.9%。我国改革近30年，企业产值年均增长在10%左右，而劳动者薪酬年均增长仅为1%～3%。
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比如说，2001年～2005年，高收入家庭的年均收入增长高达15%以上；低收入家庭的年均收入增长仅为5.3%左右。
(2)城乡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80年代中期，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为1.86倍左右，2006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3倍左右。如果把各种福利因素计算在内，我国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大约在5～6倍。
4. 全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
(1)近些年来，全社会公共需求增长速度相当快。进入本世纪以来，个人用于公共产品的年均支出，大概是90年代的3倍左右。
(2)社会公共需求的结构发生变化。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不仅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还涉及到住房、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等。
(3)基本公共服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凸显。有研究表明，教育因素在导致贫富差距的影响因素中占有20%左右的比例。2006年，我去我国西部调研，了解到西部70%左右的新增贫困人口都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基本公共服务在导致我国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影响因素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5.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滞后的矛盾
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公共治理方面仍然面临很多矛盾和问题。
(1)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比较突出。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的低下不仅仅表现在机构臃肿、职能重叠、人浮于事、人员超编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会议冗长、效率低下、办事程序繁多等等。
(2)行政成本增长过快。1978年～2004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增加了23.3倍，但行政支出增加了82倍左右。2004年，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已达19.38%。
(3)体制性、机制性的腐败问题比较突出。近几年的反腐败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腐败的主要原因是体制与机制土壤。这其中的重要因素就是公共治理结构未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实行决策、执行、监督的相互制衡，加强社会监督，充分利用舆论力量，完善公共治理结构，是反腐败的根本途径之一。
6. 推进全面改革是解决发展中矛盾与问题的根本出路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矛盾和问题凸显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某些讨论、争论是难免的。问题的要害在于，面对矛盾和问题，是指责改革、否定改革？还是肯定改革、推进改革？为此，我们应当客观分析这些矛盾与问题，从新时期新阶段的矛盾变化出发，找出有效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的出路。
(1)30年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上述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具有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这既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反映，但更多的是由改革不到位形成和积累的体制性矛盾和问题。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2)解决现实矛盾与问题的出路在于全面改革。从我国社会矛盾变化的周期性、阶段性特征出发，减轻新阶段的发展性压力，需要进一步突破制约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体制性障碍。为此，应当站在历史新起点，推进改革。正如温总理指出的，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将会遇到各种问题，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克服这些困难，那就是用创新的办法、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道路中的问题。”
(3)新阶段改革的战略部署是推进全面改革。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发展性压力集中体现在人的发展上。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要使人力资源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广大社会成员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会对教育、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物质财富快速增加的新阶段，人们还要求实现公平正义的分配，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要求自由选择权、参与权；要求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发展性压力增大的矛盾和问题，涉及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也涉及到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还涉及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变革和创新。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要以人的发展为目标，使改革及时、主动地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这是新阶段全面改革的实质所在。
(4)2007年改革已经呈现出全面改革的态势，这为推进全面改革的战略部署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为客观反映2007年改革进程，我院在历年改革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设计《2007’中国改革问卷调查》。结果表明，2007年我国改革取得一定进展。4.89%的专家认为改革有重大突破，78.8%的专家认为有所进展，两者合计为83.69%。
改革不仅在整体上有所推进，而且在经济社会多个领域出现亮点。高达90.62%的专家认为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如农村义务教育实现全免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面展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推开；89.81%的专家认为在市场经济重大立法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如《物权法》《反垄断法》新《企业所得税法》等法律获得通过。这表明，在社会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2007年均有不凡表现。
此外，2007年国务院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两项综合改革试点的批准，使我国形成了综合改革试点东中西部梯度格局，这也意味着改革攻坚的全面启动。
2007年的改革态势，使中央作出的推进“四位一体”全面改革的战略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以十七大为标志，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