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对外开放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找参照，更不可能照搬其他国家的做法，只能根据我国自己的国情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完善。从这一现实出发，我国的对外开放可以说是既经历了痛苦的抉择、艰难的探索，又以其辉煌的成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式开放之路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这也恰恰是许多外国政要、学者对我国的快速发展瞠目甚至看不懂，但又不得不承认或羡慕的事实。概括地讲，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践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对外开放
1. 全方位对外开放
根据国际经济政治多极化的趋势，我国对外开放转变了过去只同一部分国家交往的局面，逐步形成了面对全球开放的格局。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国提出了“市场多元化”战略。当时的目标和要求是：在继续巩固和发展与美国、日本、欧洲和港澳地区贸易的同时，大力开拓周边国家、东盟国家、中东国家市场，努力增加同非洲地区和拉美地区的贸易，采取多种形式发展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往来。这是我国在对外开放中首次提出全方位发展对外贸易并将其作为国家战略予以实施。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场多元化战略已取得成效，我国的贸易伙伴不断增加，目前已遍及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在经济贸易领域开展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双边沟通和交流，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混合（联合）委员会机制，定期磋商，全面探讨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缓解矛盾，促进经贸关系健康发展。我国还先后与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家建立起对话机制，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组织活动，并在世界贸易组织及国际多边组织中承担义务和发挥建设性作用。我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全面参与者。
2. 宽领域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重点是经济对外开放，但又不限于经济，同时也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
就经济领域而言，针对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有利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外开放不仅要继续扩大商品贸易，而且可以让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办企业、搞加工贸易。这就使原来的对外经贸交流从贸易领域扩展到投资和生产领域，同时也转变了原来我国对外贸易主要是为了“互通有无、调节余缺”的思路与做法，要与所有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其间，我国贸易政策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从“调节余缺”到以各种方式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从“进口替代”到充分利用好“两个资源、两个市场”，从以鼓励出口为主的贸易政策到考虑进出口大体平衡，从粗放式贸易扩张到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我国政府均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成上述转变的实现。
在利用外资方面，我国摈弃长期坚持“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理念，为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使外资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除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我国还接受了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政府的对华援助，同时也向国际金融机构、外国政府和商业银行借用贷款，到国际市场进行融资，包括企业境外上市等，利用外资领域不断拓宽。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逐步深入，服务领域开放步伐不断加快，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逐步提高。1982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只有52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0.7%，占我国贸易总额的6.9%；到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917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提高到3.6%，占我国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升至9.8%。服务贸易正在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亮点，并孕育着巨大增长潜力。
3. 深层次对外开放
党的十四大以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实行的一系列开放措施和优惠政策逐步推广到广大内陆省份，对外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在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这是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对走向21世纪的我国对外开放深度和奋斗目标的高度概括。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我国加入世界多边贸易体系的步伐加快，并于2001年12月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我国对外开放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随即，我国又与东盟10国就10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并首先启动了“早期收获计划”，关税水平大幅降低乃至为零，非关税措施进一步减少，贸易更加便利化，贸易自由化程度超越了WTO多边贸易体系。迄今我国商签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如中国—智利自贸区、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的“早期收获计划”，都是我国对外开放向深层次推进的具体行动，也是目前世界上开放程度较高的一种形式。目前，我国已达成协议或正在商谈的自由贸易区有12个，其中5个已签，7个在谈。这些自由贸易区涵盖了我国2006年对外贸易总额的1/4。同时，我国还在开展与印度、韩国的FTA联合可行性研究，并且正在启动与哥斯达黎加、挪威、瑞士的FTA联合可行性研究，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寻求更广泛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二、积极有效利用外资
积极有效利用地外资是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之一。早在1979年1月，邓小平同几位工商界领导人谈话中就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些，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在他的推动下，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于1979年7月1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并于同年7月8日正式公布实施。此后，又陆续制定了《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以及有关实施条例和细则。这些法律法规为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也为营造一个有利于外商投资的环境奠定了基础。
1986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对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先进技术企业和产品出口企业在所得税、土地、水电、用工费用、利润汇出和进出口配额、关税减免、外汇调剂等方面给予优惠，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享有按照国际通行做法进行经营管理的权利。这些具体政策措施的提出和全面贯彻，有力地促进了80年代中后期我国沿海地区吸收利用外商投资的迅速增长，拉开了以市场换资金、换技术、换管理的引资序幕。
但是，就在我国利用外资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受根深蒂固“左”的思想观念影响，对利用外资的批评甚至责难也越来越多。这就是所谓外资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1992年初，年事已高的邓小平亲自视察了南方，并发表了重要谈话。他指出，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应主要看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打消了人们的疑虑，坚定了大胆利用外资的信心，我国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在新形势下要“改善投资环境和管理办法，扩大引资规模，拓宽引资领域，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创造条件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依法完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发挥我国资源和市场的比较优势，吸引外来资金和技术，促进经济发展。”根据上述要求，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引导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企业技术改造，投向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和措施。
1995年6月，国务院批准发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1997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订，对外商投资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项目做出规定，进一步明确了鼓励外商投资的方向，促进了外商投资的积极性。2002年、2004年和2007年又先后三次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后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扩大了国家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减少了限制外商投资的条目。
在邓小平利用外资理论指导下，我国利用外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自1993年以来，我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到2006年底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已超过6800亿美元；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50多家来华投资，有些还把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迁到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带动产业技术进步、扩大出口和提供就业机会等方面，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2006年我国涉外税收（不包括关税和土地税）达7900多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1%；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58.9%，而在1985年和1990年时的占比仅为3.4%和17.4%。
三、 实施“走出去”战略
我国经历了20年的以“引进来”为主的对外开放战略之后，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初步具备了主动参与全球化分工的能力，于是中央在1998年提出了实施“走出去”战略。该战略主要包括：采取对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等多种方式走出国门，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不仅成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转折点，而且成为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举措。
实际上，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就有少数国有企业（主要是贸易公司）开始走出国门，开办代表处、公司或设立企业，但大都不熟悉国际市场情况，经营管理又不规范，结果导致绝大部分企业蒙受损失。这是我国企业在对外开放初期朦胧走出国门的尝试阶段。尽管这一阶段付出了一定代价，但通过总结教训和经验，为后来实施“走出去”战略奠定了基础。
1984～1992年，我国开始形成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的雏形，主要标志是1984年和1985年分别颁布了《关于在国外和港澳地区举办非贸易性合资经营企业审批权限和原则的通知》和《关于在境外开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的试行规定》，初步实现了由个案审批向规范性审批的转变。
1993～1998年，对外投资步入进一步强化管理阶段。1993年，原外经贸部起草了《境外企业管理条例》，并授权作为境外投资企业审批和归口管理部门。1997年还颁布了《境外贸易公司、代表处管理办法》。
1999年至今，是“走出去”战略提出及其全面实施阶段。1999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原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的意见》。这份文件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重点、鼓励政策、审批程序、组织实施等方面，提出了支持我国企业以境外加工贸易方式“走出去”的具体政策措施。在2000年3月召开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努力掌握主动权，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之后，国务院相关部门又分别制定了具体实施的配套措施，包括设立外贸发展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企业走出去建立信息平台、开辟“境外经济合作区”等，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海外投资的数量和规模虽依然较小，但已取得积极进展，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11.6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176.3亿美元（占83.3%），同比增长43.8%。截至2006年底，我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近万家，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金额906.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750.2亿美元，金融类156.1亿美元，分别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2.8%和17.2%。
事实表明，“走出去”既是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一定阶段和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深层次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在国际竞争中培育和发展中国的跨国公司。
四、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是一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方式和管道。但是，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处于一种封闭状态，进出口始终在低水平上徘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经贸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有关方针政策不断调整和完善，有力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在世界排名中，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第32位不断上升，近3年来一直稳居第3位，成为名符其实的贸易大国。
从贸易结构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和资源性产品占有较大的比重，进口则以机械设备和工业制成品为主。由于受国内供给能力和国际市场容量两方面的制约，这样一种出口商品结构很难实现出口的持续增长。为了优化出口结构，我国实行了一系列工业制成品优先的出口产业政策。“七五”至“十五”期间，我国的出口产业政策进一步完善。国家对工业制成品中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如轻工和纺织产品）、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品（如机电产品）以及有利于带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提高总体竞争力的产品（如船舶、成套设备）等，在一定时期都给予了出口优惠政策。
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我国完成了出口商品结构的第一个转变，即由改革开放初以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据海关统计，1978年初级产品出口占我国出口的54.8%，工业制成品占45.2%；1985年，我国出口商品总额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包括机电产品）所占比重已近平分秋色，分别为50.5%和49.5%（其中机电产品占6.1%）；到1990年，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已变为25.6%和74.4%（机电占17.9%），工业制成品成为我国出口贸易的主力军。
进入新世纪以来，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2000年，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分别为10.2%和89.8%（机电占42.3%），2006年这一比重已变为5.5%和94.5%（机电占56.7%），而且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已占出口总额的29%。
增强出口竞争力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产品的质量。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如何扩大出口时指出：“工业生产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生产，中心是提高质量，把质量摆第一位。……要立些法，要有一套质量检验标准，而且要有强有力的机构来严格执行。这一关把住了，可以减少很多弊端，卡住那些弄虚作假的行为。”“要打开出口销路，关键是提高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竞争力。”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90年代，我国明确提出了“以质取胜”和“科技兴贸”战略。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又提出了“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的思路和要求，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实行出口许可、开征或提高出口税、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等。这既是增强出口商品竞争力、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正确处理好质量与数量、效益与速度关系的必然选择。
五、加强对外经济合作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除利用外资和进出口贸易外，还包括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境外投资、接受外来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及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等多种形式。这里所讲的对外经济合作，主要包括对外对外援助、承包工程、劳务合作等。这些形式对推动我国企业走向世界，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加强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总结了长期与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对援外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合理调整和改革，援助方式更加灵活，援助项目更加务实，包括提高了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比重，积极推行经援项目承包责任制。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先后对数百个建成项目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技术合作、代管经营、租赁经营、合资经营等，使援助项目的经济效益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提高。
1995年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国对援外工作进行了全面改革，促进了对外援助与互利合作的有机结合。对生产性的援外项目，争取走双方企业合营的路子，如利用援助款项举办合资合作企业，带动商品、技术出口、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对于受援国政府将贷款转贷给私人经营建设的项目，争取由我国公司进行工程承包。它标志着我国援外工作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截至目前，我国共向11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2000多个援助项目。
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9月还宣布，我国将进一步扩大对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并通过双边渠道，在今后两年内免除或以其他处理方式消除所有同我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2004年底前对华到期未还的全部无息和低息政府贷款；在今后3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及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医疗援助，并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培养3万名各类人才。
我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国民经济门类比较齐全，拥有雄厚的工程设计和施工力量。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从事这项业务的企业已达上千家。经营主体逐步由流通领域的窗口型公司转向生产领域的实体公司，经营水平不断提高，规模不断壮大。2006年，国际经济合作营业额达356.9亿美元，其中，承包工程299.9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53.7亿美元，设计咨询3.3亿美元。截止2006年底，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1658亿美元和410美元，年末在外劳务人员382万人，其中仅2006年末在外人员就有67万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