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贡献与未来使命*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是我国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背景。30年来我国发展水平的提高，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的公平程度，有赖于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一、我国开始从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
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是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背景。这个过渡既带有“转轨中发展”的特点，也带有“发展中转轨”的色彩。新阶段我国全面发展面临的许多问题，需要结合这些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变迁来思考和分析。
1. 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的基本趋势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个国家（地区）的社会需求结构，以及满足这些社会需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等，可以作为判断发展阶段的基础，其中一个分析视角是把发展阶段划分为生存型社会和发展型社会。
在生存型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发展型社会，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全社会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发展的目标逐步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广大社会成员要求加快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全面创新，使之与发展型社会的消费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相适应。
2. 我国已步入发展型社会新阶段
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等五个方面，可以作为判断我国开始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的参考性指标。按照这些指标，我国在本世纪初（2000～2003年）开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这与我国在本世纪初“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1]的判断相一致。
（1）经济发展水平。30年来，我国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举世共瞩。1978～2007年，我国GDP总量年均增长9.8%，由3645.2亿元增加到2251481.2亿元。国家财政收入由1132.26亿元增加到51304.03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00%；而同期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只增长了1倍。进出口贸易总额由206.4亿美元增加到21738.3亿美元，年均增长16.80%；外汇储备由1.67亿美元增加到15282.49亿美元，年均增长36.74%[2]。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对我国30年的经济成就作了这样的评论：“工业革命使一个人在有生之年（40年左右）的生活水平提高50%～75%。按照中国的增长速度，一个人在有生之年里，生活水平不仅会翻番，还会增长100倍”。
从发展阶段分析，人均GDP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按照邓小平的设想，我国要实现小康，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000美元。这也是一个国家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起点。2002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100美元，首次超过1000美元。2007年提高到2456美元。
（2）消费结构。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1996年降到50%以下，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在2000年降到50%以下，这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整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2007年我国城乡恩格尔系数进一步下降到36.3%和43.1%。
（3）产业结构。用产业结构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阶段时，通常把第一产业的产值不超过10%（亚洲国家不超过15%）、第三产业的产值超过40%作为参考指标[3]。2001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降到15%以下，第三产业产值首次超过40%，2007年，这一比重已经下降到11.3%。
（4）就业结构。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工业化初期结束的标志之一是农业劳动力比重不超过55%；工业化中期结束时农业劳动力比重低于30%。我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在2000年低于50%；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40.8%。
（5）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世界银行对全球133个国家的统计研究表明，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700美元提高到1000～1500美元、步入中等发展中国家行列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40%～60%。2003年城镇化率首次超过了40%，2007年进一步提高到44.94%。
（6）社会发展。从国民健康状况与教育事业发展来看，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就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几乎所有指标都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些指标在1978年后仍在不时改善。
第一，国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根据国家卫生部公布的数据，1949年以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2000年上升到71.4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05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为72.4岁，超过了世界平均预期寿命（67岁）[4]。
第二，国民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我国早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00～2005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稳定在99%以上；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从88.6%提高到95%；小学辍学率在2005年不到1%。成人识字率不断上升，从1981年的67.1%上升到2005年的近89%，超过了2004年全世界平均成人识字率（78%）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成人识字率（77%）[5]；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3年提高到2005年的8.5年左右。
3. 步入发展型社会表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历史新时期
从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社会，表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也是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发展方式等，都在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活力，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重组；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分化；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千百年来处于停滞状态的农民生存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变化增加了就业的复杂性。这些变化，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
进入发展型社会，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与改革开放初期已有很大不同。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看，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需要继续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长期性的根本任务。同时，我国又是经济社会转型的大国，各项制度还不完善，需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逐步实现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社会发展阶段提升与改革开放进程直接相关
我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转轨大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提升与改革开放进程紧密相连。在这一进程中，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
1. 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与30年市场化改革进程同步
2003年左右，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正是在2000～2003年期间，我国开始进入发展新阶段。
（1）单一的公有制被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所取代。与30年前相比，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再仅仅是量的优势，更注重质的提高，其主导作用集中体现在控制力上；同时，在体制创新的背景下，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政府集中管制的价格机制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所取代。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政府集中管制的价格机制向市场决定的价格机制转变，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比重持续下降，市场调节价的比重不断上升。2006年市场调节价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达95.3%、97.1%和92.1%。
（3）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的格局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的宏观调控所取代。30年来，我国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已由过去“一收就紧、一放就乱”的“一刀切”，逐步转变为宽严相济的“微调”和“点刹”；调控手段也从过去依靠行政命令和计划手段，转变为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的综合运用和灵活配合。
（4）市场化改革对社会发展阶段提升的总体因素分析。从2000～2005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增幅看，GDP指数增长贡献率达52%左右，超过预期寿命指数与教育指数增长贡献率的总和。这表明，近年我国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再例如，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表明[6]，1987～2005年，在我国经济年均9.5%的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达3.8%～4.2%，远远超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1%和发达国家3%的贡献率。这表明，由市场配置资源引发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非常突出的贡献。
2. 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与30年国际化进程相适应
对外开放在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变化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通过对外开放，我国成功地抓住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机遇，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以提高自身发展能力。
（1）弥补自身发展资本不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自身发展资本不足，但在短短的16年间（1978～1994年），实现了从资金不足到资金相对充裕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利用外部市场缓解就业压力。我国的就业压力比较大。通过对外开放吸纳劳动力，在过去30年中一直发挥缓解就业压力的作用。以纺织业为例，2004年国内纺织业现有直接就业者1900万人，出口企业3.5万家，其中就业者约630万人，每出口1.5万美元，就创造1个就业岗位[7]。再例如，2007年底，在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中的从业人员分别达到659.9万人和846.7万人，两者合计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3.18%[8]。
（3）有效推动国内体制的改革进程。30年的对外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全方位的、制度性的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国内体制的变革。我国在实现经济管理职能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立法司法体制改革等战略目标的同时，也在推动其他各项配套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如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以及劳动力市场体制等。
3. 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伴随着社会转型进程
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也是在社会快速转型背景下发生的。
（1）社会流动带来社会活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和迁移速度加快。1990年，我国流动人口数不足3000万。到了2006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超过1.3亿人[9]。规模庞大的农民向城市迁移，一方面每年为城市创造巨大财富；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带来的消费需求，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2）利益分化既带来贫富分化，又带来发展动力。改革开放30年来，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利益主体开始多元化，利益分化趋势明显。这带来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利益分化直接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例如，最高20%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最低20%的差距，从2001年的3.81倍扩大到2007年的5.50倍[10]。另一方面，在我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利益分化又带来了发展的动力和改革的动力。我国改革开放中的“自我归因”的文化[11]，使贫富差距更多地体现为激励中低阶层向上流动。客观地说，没有这种利益分化带来的发展动力，我国经济发展不可能如此高速，改革也很难获得最大限度的支持。
（3）公民社会初露端倪。30年来，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慢慢成长起来，其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从民间组织角度看，30年来，民间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民间组织的种类大大增多；民间组织的独立性明显增强；民间组织的合法性日益增大。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07年6月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为35.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19.4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6.2万个；基金会1193个[12]。
三、新阶段的矛盾变化与改革的主要任务
步入发展型社会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与改革开放初期已有很大的不同。由此，改革的主要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在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1. 发展型社会新阶段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
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实现历史性提升，社会矛盾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
（1）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在温饱阶段尚未出现或者并不突出的问题，包括资源和环境约束，开始集中地显现出来。
第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一方面，尽管我国资源总量丰富，但许多关键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耕地总量已降到18.3亿亩，人均只有1.4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水资源、石油、铁矿石、铜的人均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8%、45%和26%。另一方面，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以高物质资源消耗为主，没有充分利用人力资源。2007年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6%，却消耗了世界钢材消费总量的30%，能源消费总量的15%，水泥消费总量的54%[13]。
第二，环境条件的日益恶化使得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不断降低。当前我国的环境形势十分严峻。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我国生态与环境问题无论在类型、规模、结构、性质以及影响程度上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能源、资源利用率低，污染物排放强度高，全国范围内主要污染物排放已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根据相关测算，这些年来我国每年因为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当年新增GDP的10%左右[14]。世界银行最新研究报告也指出，当前我国环境损失占当年GDP总量的3%，如果不改变现有发展方式，2020年将上升到13%以上[15]。
第三，资源环境压力开始成为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原因。例如，目前我国新增的上访事件中有很大比例和环境问题相联系，2007年上半年国家环保总局的来访比上年同期增长26%[16]；再例如，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与环境问题直接相关[17]。
（2）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第一，社会公共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尤其是近几年来，全社会公共需求增长速度相当快，个人用于公共产品的年均支出，大概是90年代中期以前的5年的支出规模。以城乡居民在医疗保健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为例，1990～2006年，这些满足公共需求的支出在个人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第二，社会公共需求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公共需求主体快速扩大，广大农民和城镇中低收入者逐步成为公共需求的主体。另一方面，公共服务项目不断扩大。新阶段广大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不仅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还涉及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住房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和食品安全、卫生安全等公共安全问题。
第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重要性不断凸显。首先，满足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缓解收入差距。根据相关分析，教育因素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比重是20%～25%。2007年我国城乡名义差距为3.33倍，如果把城乡各种社会福利因素考虑进去，实际城乡差距大概在6倍左右。这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因素在城乡实际差距当中占45%左右的权重[18]。其次，满足基本公共需求对新阶段反贫困具有重要作用。以甘肃为例，当地贫困人口相对较多，但新增贫困人口的80%左右是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只要把农民基本公共服务问题解决好，就能解决绝大部分新增贫困人口问题。再次，满足基本公共需求有助于扩大消费，促进可持续发展。在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没有建立的情况下，想要老百姓把自己当期收入主要用于消费的难度很大。尽快建立稳定的、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对扩大内需、启动消费非常关键。
2. 以市场化改革支持可持续发展
从新阶段矛盾变化的现实看，市场化改革仍然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应对资源环境约束，需要深化市场化改革，在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
（1）尽快解决资源环境制度安排的内在缺陷。当前我国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理顺资源环境的体制机制。现在资源价格体系既不反映市场需求程度，也不反映市场供给状态，这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例如，2000年我国火电供电煤耗比日本高24.1%，吨钢可比能耗高20.9%，水泥综合能耗高44.0%，乙烯综合能耗高69.7%，合成氨综合能耗高44.2%[19]。此外，环境制度的缺陷使得环境的外部成本无法内部化。只有尽快解决制度安排问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才有较好的制度保障。
（2）加快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理顺资源要素价格，提高市场化程度。当前我国资源要素市场化程度明显偏低。例如，我国石油价格与国际价格有很大差距，这与石油市场化程度不高直接相关。因此，新阶段的改革必须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从现实情况看，如果没有大的宏观经济波动，宜尽快理顺能源价格。此外，垄断行业的改革和价格改革联系紧密，资源要素的价格管制一旦放开，垄断行业改革必须加快推进。
（3）实现环境保护和利用的“三个转变”。在应对环境挑战方面，当前，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正处于十分艰难和被动的时期。日益严峻的环保形势和不断增大的环保压力，说明环境不再是软约束，靠“拼环境求经济增长”的路不能再走。为此，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3.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和谐
面对广大社会成员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尤其要注重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20]。
（1）完善国民教育体系，实现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我国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努力提高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和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力争在2010年之前，使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000万人。
（2）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使人人公平享有基本卫生保健。当前，我国在建立健全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同时，需要加快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基本覆盖农村；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计划在2010年全面推开，使城镇中2亿多没有医疗保障的非就业人员得到基本医疗保障[21]。
（3）加快完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2]，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基金承载着巨大的支付压力。为此，需要尽快建立健全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比较完善的劳动保障制度及运行机制，以实现体系比较完善、管理服务规范高效的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目标。
（4）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公共就业服务是我国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未来较长时期，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仍将存在。新增劳动力就业问题突出，体制转轨时期遗留的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尚未全部解决，部分困难地区、困难行业和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仍然存在。高校毕业生等新成长劳动力就业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和被征地农民就业问题全面凸显出来。为此，需要加快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公共就业服务。
近年，我国关于改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服务等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有力地推进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促进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从现实矛盾与问题看，还需要加快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服务体制，构建坚实的体制保障。
四、全面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和改革观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客观上需要不同的发展理念。在我国步入发展型社会新阶段的特定背景下，进一步解放思想不仅需要继续加快制度创新，更需要从实际出发，尽快转变改革发展理念，全面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和改革观。
1. 发展理念的变化根源于发展阶段的变化
国际经验表明，发展阶段的变化是改革发展理念变化的客观基础。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断提升，发展不能局限于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内涵已经扩大到包括社会发展、政治文明等在内的全面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迫切希望改变国家经济落后的面貌。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所谓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即把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主要标准，把发展归结为物质财富的积累[23]。
20世纪50～60年代，社会矛盾开始突出。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GDP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经济结构、社会状况、政治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变革与进步，反而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社会腐败、政治动荡。面对这一现实，“发展＝经济增长”的理念受到普遍质疑，被称为“有增长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人们逐步认识到，发展是包括社会结构变革以及保持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和根除绝对贫困等多方面的变化过程。
20世纪70～80年代，在经济增长、城市化、人口资源环境等形成的压力下，人们开始关注资源环境问题[24]。1980年《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这一理念在《内罗毕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21世纪议程》等文件中得到进一步阐述，并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得到认同。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在经济社会实践中开始把观察发展的视角从“物”转向“人”，认为人的发展重于物的发展，从而更加注重满足人的需求和促进人的自由发展。阿马蒂亚·森提出的人类发展能力理论则认为，发展的本质在于扩展人的可行能力——即人们过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及实现自己想要达到的状态的能力[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