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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走向未来历史的起点

  时间: 2010-05-20    已有人阅读过

2008年给我国改革开放30年画上了句号。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是下一个30年怎么走。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2009年将是一个危机之年;危机中有机遇,2009年也将是一个机遇之年。如何应对危机、抓住机遇,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大问题。

站在历史的角度来说,2009年又是我国下一个30年的历史开端,能不能做好后30年改革发展,2009年十分关键。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目的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努力开启下一个30年改革发展的新篇章。所以,在这里我和大家讨论的重点是我们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时,应该思考的未来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一、历史性跨越——我们亲身感受到什么

30年前后对比:我们最深的亲身感受是什么?

1. 历史性跨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

经过30年改革发展,我国已开始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大家透过自己的亲身感受,看一看这30年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比如从人们用于吃饭、穿衣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来说,30年前,我们每赚100元钱(当然,30年前每月能拿100元钱的人很少),在城市里大概要有60元用于吃饭、穿衣,在农村大概要用近80元。如今在城市里我们每月有100元收入,大概要用30元左右解决吃饭问题。再比如,从就业来说,30年前有80%的人就业在农村或者从事与农业相关的产业,如今这个比例下降到40%左右。现在,大多数人关心的是个人的健康、未来的养老、子女的教育以及自身的发展等问题。如果有了一些钱,再考虑买车、买房。而30年前,人们有了一点钱首先考虑的是吃饭和穿衣问题。由此可见,经过3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实现了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转变,即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转向以人的自身发展为重点的发展型新阶段。2007年,中改院承担了联合国《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的研究和编写,我们把这份报告的主题定为“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并在研究过程中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国开始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这个结论得到许多高层官员、国内学者的充分肯定,大家认为这是研究我国改革发展进程的一个新视角。当然,还需要对这个概念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

2. 发展阶段的变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改革开放30年实现了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提升。那么,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提升,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个大背景下,下一个30年改革发展的目标何在?

1)改革发展更要关注人的发展。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重要的是给了我们一个历史性启示。随着3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的极大提高、广大人民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得到解决,今天,在人的自身发展方面,面临两个突出的问题。

第一,公平发展的问题。现在,我们一再讲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其实质到底是什么?其根本性意义是什么?在我看来,建国以来近60年间,前30年实行“剪刀差”,牺牲农业支持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改革开放30年,政策有了很大的改进,但至今为止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仍然是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比如,两亿农民工进城工作20年、30年,他们的子女在城市享受不到义务教育,就是因为他是农村户口。再比如,两个人同样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死亡,一个是城市户口,一个是农村户口,依据城乡不同身份的判决,可能城市户口的人可以得到20万元左右的赔偿,而农村户口的只有几万元的赔偿,城乡二元制度的原因使同样在交通事故中遇害的两个人身价可以差数十倍,这叫“同命不同价”。所以,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就是实现和保障农民的公平发展权。

第二,人的自身发展问题。当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就开始考虑如何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比如教育、就业、住房以及养老等,这些问题和人们的自身发展关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直接。

2)未来的30年更要关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社会发展阶段发生变化以后,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也不一样了。原有的以追求经济总量为主要目标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已不适应新阶段社会发展的需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第一,投资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变。随着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需要由投资型社会逐步向消费型社会转变,也就是人们要公平享受改革发展成果,这最终就体现在人的消费上,包括物质性消费、服务性消费等。未来几年,我国应当继续在物质性投资上加大力度,以度过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但是从长远趋势来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一定要适应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既要实现由投资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以实现生产型大国向消费型大国转变的大目标。

第二,日用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的转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从吃饭、穿衣等日用消费向住房、用车等耐用型消费转变,多数家庭开始关注在耐用消费品方面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以及消费需求的实现程度。

第三,物质性消费向服务性消费转变。医疗、教育等都属于服务性消费。从有关材料看,一般中等发达国家用于健康服务业消费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大概在56个百分点左右,美国是14个百分点,而我国到今年,用于健康服务业支出所占的比重大概只有2%左右,不到3%。我国健康服务业的消费总量同一般的中等发达国家相差一倍到两倍以上,跟美国相差七倍。目前,我国正处在物质性消费向服务性消费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适应人的自身发展需求,从追求经济总量为目标转向以人的自身发展为基本要求、以消费为重要特征。

3)要关注未来的社会进步。第一,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利益博弈成为一个基本现实。现在,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大体相对稳定。也就是说,社会利益格局相对稳定,利益格局基本形成,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但是,在利益格局形成并趋于相对稳定的同时,不同利益群体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并且要争取同等的发展权利。第二,不同群体利益博弈过程中,要有利益诉求和表达的渠道。第三,要有一种利益协商、利益妥协的制度。在社会利益格局下的利益博弈、利益诉求、利益协商需要公开化、制度化、正常化。这样,社会才能在不断的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保持和谐。相反,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没有一个“排气口”,就有可能不断激化矛盾,使一件小事情演变成一件大的社会突发事件。

随着利益关系的变化,社会的广泛参与越来越突出,公民社会的趋势开始出现,各类社会群体广泛的社会参与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为此,公民社会的制度建设十分重要。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生存型阶段,就是以解决温饱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过程;二是发展型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期过程,是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阶段。在发展型阶段,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要求不仅是生存权,而且发展权问题成为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我国当前正处在这个发展阶段的起点。

二、历史性挑战——我们如何客观认识面对的突出矛盾

1. 进入发展型社会新阶段的矛盾变化

目前,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判断:

1)主要矛盾没有任何变化。有人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还是生产力发展落后,只要生产力发展提升了,什么矛盾都可以解决。

2)主要矛盾发生根本变化。过去我们是私人产品短缺,吃饭问题解决不了,现在公共产品短缺是主要矛盾。

我认为,从总体上说,我国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在这个主要矛盾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矛盾的阶段性特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我们说只要经济发展上去了,很多社会矛盾都可以解决。到今天来看,经济总量增长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社会矛盾和问题都解决了。事实上,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还取决于一系列相关条件。随着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实现历史性提升,社会矛盾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从而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有新的内容。

2. 新阶段的三大突出矛盾

那么,在社会矛盾发生阶段性变化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是什么?

1)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最近几年,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去年,我到江苏、浙江调研,那里最大的问题是水,在江浙工业发达地区,地下水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这说明,我国这些年经济快速发展中资源环境代价太大了。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煤炭生产大国,除二氧化碳以外污染物排放的第一大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同时,我国资源环境的消费变动对全球影响越来越大,比如,20032007年各种资源消费对全球的消费贡献率中,铁矿石是85%,铜是55%,铝是51%52%,石油目前已经高达33%左右。从这些数字来看,我国能源需求量的变化直接影响国际能源市场。如何解决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资源环境的问题,将是未来30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可持续增长面临的突出矛盾之一。

2)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凸显。从全社会来看,现在用于教育、医疗、健康等公共需求的个人支出,9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10多年间,变化很大。从一般家庭来说,大概现在1年的开支相当于过去5年的开支总量,这个增长速度还在加快。当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30年前,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大概是2倍左右。到80年代中期,降到1.86倍,这是建国60年中差距最小的时期。到了现在,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3.3倍,如果把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公共服务的差距计算在内,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高达6倍左右。这就说明,基本公共服务因素在我国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中的比例已高达30%40%。基本公共产品短缺实际上成为城乡矛盾、城乡差距的最重要、最突出因素。如果在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由于人的自身能力和机会的不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的话,那么,公共服务的不同制度安排引起的实际收入差距扩大,却是一个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

第二个例子,在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因素所占比重已达到20%25%,这个数字大概和拉美国家一样。社会所谓的穷人、低收入者,他们最大的需求是得到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的受教育、公共卫生、医疗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在重视货币收入问题的名义差距的同时,要特别重视基本公共产品供给在实际收入差距中的影响。加快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进程,对社会的发展有极大的意义。

3)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建设滞后的矛盾逐步突出。从现实许多情况看,为什么一件小事常常会引发社会冲突?这反映我们在处理社会问题时,需要一个良性的、完善的社会机制。正因为现在缺乏这样的机制,所以很多正常的事情搞的不正常,再加上其他一些社会原因,就常常会把一件小事情激发成大的社会冲突或群体性事件。再从汶川大地震中的社会捐助来看,举国上下民众的参与达到了从未有的程度。但是,按照规定,捐赠者的捐赠渠道只有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慈善总会,其他捐赠机构接受捐赠就是不合法。汶川大地震以后,很多人、很多机构都想建学校、建医院,并要求对工程建设实行直接监督,但这个愿望达不到。这说明,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仍然缺少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再举一个例子,前两天网上有个信息,一个城市房管局的局长在做动员降房价的报告时,抽的烟、戴的表,被网友拍照了,上网曝光,他抽的烟是多少钱,他戴的表是多少钱,类似这样的社会监督效果很好。这就是说,在现行的制度下,反腐败仅仅强调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很有限的,如果再加上广泛的社会监督,反腐败会比现在的效果要好得多。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了,公共治理结构也需要随之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的是严格的控制型行政管理模式。进入新阶段,传统单一的行政控制已经不适应阶段发展的需要,政府和社会要共同发挥作用。现代社会有三大柱子:市场、政府、社会。现在,市场和政府这两根柱子的作用都很强,社会这根柱子还没有真正立起来。如何适应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由传统控制型的治理模式转向政府和社会共同发挥作用,并且有更加完善的制度安排的公共治理结构,显得尤为重要。

3. 如何客观分析矛盾的产生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如何客观地分析这些矛盾?各方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分歧很大。我也常常听到有人指责,这些问题不都是搞改革搞出来的吗,不搞改革哪有这么多的问题。简单的概括就是“都是改革惹的祸”。我想,面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面对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每一个负责任的干部、公民,都需要有客观和理性的思考。

1)从改革的角度分析。第一,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是改革发展阶段变化的反映。如果还是在30年前,现在的很多矛盾确实不会有,今天的这些矛盾、问题,有一些是改革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引起的,但更多的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表现,有些问题是随着社会进步不可避免的,应当用历史的眼光看这些问题。一个社会,30年前的事和30年后的事,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不同反映,也就是说,矛盾和问题是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的客观反映。第二,改革的任务远没有完成。比如,资源环境问题说到底就是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问题,而我国的环境保护机制的制度安排至今还没有破题,没有有效的制度能够约束企业、约束政府、约束社会。比如说现在的油价,行政管制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第三,这些问题的形成确实有改革实践中的某些偏差。比如,90年代初,长江洪水灾害时,有人提出“灾害经济学”,洪水破坏性越大,可能GDP增长的总量越大,现在想起来很可笑。再比如,90年代初,各级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县、市)很困难,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有的地方就想把医院推向市场,由此,付费机制发生了变化,过去主要是公费医疗,“改革”后变成主要是个人支付,结果导致很多人看不起病。

2)从发展趋势分析。第一,改革发展进入高成本时代,低成本、低通胀、高增长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我们开始进入高成本的时代,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过去的低成本、低通胀、高增长时代难以为继。第二,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需求转型速度加快,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的阶段已经成为历史。过去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和重要条件。但是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所有问题都靠经济增长去解决是不可能的。比如利益关系的调整,恰恰是经济越增长,利益关系的复杂性越强,利益的矛盾会越多。第三,经济全球化的红利明显缩减,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之路再难走下去。改革开放30年,我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机遇,以开放之路获取了发展所必需的某些条件。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持续30年快速增长。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经济全球化的红利明显缩减,要继续走以出口为导向的路子很困难。

3)从国际金融危机角度分析。第一,外部的巨大压力暴露内在矛盾。为什么金融危机中我国在某些方面受到的影响很大?进入发展型社会新阶段以后,也就是在2003SARS危机出现时,就暴露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同社会发展阶段的需求存在突出矛盾和问题。但由于国际市场提供了很多条件,使我们利用国际市场缓解了许多内部矛盾。所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的需求明显减少,我国由此受到很大冲击。我两年前到温州去,每一个企业都谈国际市场。现在再到温州去,就发现那里的经济受到的影响极大,其影响首先就来自于出口企业。我国要从投资型向消费型转变,就要扩大国内需求。这些年来,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国内消费需求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在逐年下降。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消费率在62%左右,到2005年,消费率只有38%,如果把政府消费算进去,才达到48%左右,比改革开放初期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这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随着社会阶段的变化作出重大调整。所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这样的突发事件,我国经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双重压力的叠加。当前,我国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发展转型的双重挑战。如果单纯认为今天的压力都是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就很难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路子。第三,危机也是机遇。抓住机遇,尽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三、历史性任务:我们应该如何行动

面对新阶段三大突出矛盾,我认为,后30年的改革发展有三大基本任务。完成这三大任务,不仅能够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冲击,而且能使我国由此走向科学发展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

1.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未来2030年,我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GDP增速将不低于6%,是有潜力的,也是有可能性的。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目标,关键取决于三大因素。

1)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资源产品价格在市场中的波动,依靠市场自我调整,并回归到正常状态。这其中需要政府干预,但对不能采取传统的行政干预手段。我国是一个经济转轨大国,经过30年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建立,但市场化改革远远没有完成。从实际情况来看,改革过程中的很多问题往往不是因为市场失灵,而是因为不恰当的行政干预。我们有市场失灵的问题,但更多的是政府失灵,市场和政府一定要同时发挥作用。未来2030年的经济增长,关键就是要有效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金融危机中欧美市场经济出了问题,但不能由此否定市场经济。同样,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并没有错,需要认识到的是:第一,市场化改革中产生的某些问题并不是市场惹的祸;第二,市场化改革在多方面是不到位的,市场释放经济能量的潜力是巨大的;第三,从国际金融危机来看,经济本身没有固定的模式,市场经济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第四,市场经济也是有缺陷的。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要同政府的有效干预相结合,这是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未来经济增长中基础性作用的重要前提。

2)千方百计扩大内需。有人说,“7亿人口的中国农村大市场是世界经济板块上一个最大的亮点”。我们很多年前就提出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直到今天为止,不仅没有启动起来,甚至这个市场仍处于萎缩状态。启动农村大市场、扩大国内消费,实现从生产型大国向消费型大国的历史转变,是下一个30年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3)保增长重在改革。合理的资源价格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在资源价格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是难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从保增长来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目的是“四两拨千斤”,以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金与民间资金。也就是说,如果单靠政府投资,不通过市场化改革启动社会和民间投资,达不到保增长的目标。因此,在应对危机中,要有效地保增长,需要推进相关的改革:一是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以扩大社会和民间投资。二是财政投资要优先考虑能够拉动社会投资的项目,发挥财政资金在拉动社会投资中的杠杆作用,尤其要避免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防止可能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

总之,未来2030年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第一,取决于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二,取决于真正破解扩大内需这个大课题,建立有利于消费拉动增长的体制机制;第三,取决于改革的全面推进。保增长千万不能以牺牲改革为代价,恰恰相反,需要在改革的某些方面有重要突破,形成有质量、有效益、有前景的可持续增长。

2. 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

1)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大作用。第一,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条件。人的自身发展、公平发展,经济增长是物质条件,但更直接的依赖于教育、健康、就业、养老等等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两年前,我到西部调研,感触很深。甘肃的一个村庄有一个村民公约,任何一个村民在患病后,治病费用如果超过2万元,就不治了。在这样的贫困地区,2万元的医疗费用会殃及至少5个家庭同时陷入贫困。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西部现在的新增贫困人口中,80%左右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某些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44.5年。这些地方未来2030年靠什么发展呢?

还有一个数据,30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不升反降(见表1-1)。城市和农村实际收入的增长率都在7%以上,但农民在实际收入有增长的情况下,消费率却大幅度下降。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农民需要自己掏钱看病、养老。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是很难的。由此来说,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对扩大内需在某种程度上有决定性影响。

1-1 1983年、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率情况

  

第二,是保障与改善民生的主要任务。新时期,改善民生就是要解决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在总体解决温饱问题的情况下,人们最关心的是就业、教育、健康、养老、住房等基本公共需求。

第三,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举措。我不反对农村土地流转,我国农村,土地要有适当的规模经济才能改变效益。如果农村在基本公共服务解决之前,就大规模进行土地流转,势必引起很多的社会风险。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流转,而是土地流转后的社会风险由谁来承担。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土地制度,但其前提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中改院研究撰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的最后,写了这样一段话,以阐述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的重大现实与历史意义:“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和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就其所涉及的人口规模而言,在世界上是空前的;就其制度建设对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意义而言,可以同近30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我国正在为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做出巨大努力。这将对我国人类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3)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投资计划。未来11年,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国家财政投入6万亿~10万亿元左右,应当说在国家财政能力的承受范围之内。考虑到我国的基本国情并参考国际经验,将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人均财政投入差距控制在30%左右,实现城乡居民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度的统一,水平大体均等。按照这个标准估算,到2020年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平均每年投入上万亿。实现这一投资计划,能够初步解决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做好这件事情,重点就在于用基本公共服务来打开扩大内需的大门,使13亿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3. 建立完善的公共治理结构

当前,建立完善的公共治理结构,至少有三大重要任务。

1)建立有效的公共治理结构。率先在行政体制范围内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互协调、相互制约。

2)处理好长期权力结构和短期权力结构的关系。政府的发展目标是有期限的,相对来说,政府的工作目标大部分是短期的。而人大这样的立法机构应该考虑更长期的目标。就是说,长期的权力结构和短期的权力结构要取得平衡。

3)适应利益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比如社会组织的发展问题;比如在利益多元化的前提下,社会协商制度的安排问题;再比如社会监督体制的建立等等。

四、历史性课题:我们如何实现新阶段改革的突破

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是一个历史性课题。2003年,中改院在SARS危机期间,在全国率先提出政府转型,就是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这些年来,政府转型应该在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实际情况看,要真正实现政府转型是很难的。当前,政府转型正处在十分关键的时期。基本的判断是:

1. 实现三大任务关键在于政府转型

1)市场化改革依赖于政府转型。

2)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依赖于政府转型进程。

3)政治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要以政府转型为基础和突破口。

2. 有效地发挥政府作用在于政府转型

1)从市场培育者向市场监管者的转变。适应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需求,关键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经济性公共服务作用,从而调动整个社会的积极性,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2)从经济建设主体向经济性公共服务主体的转变。基本公共服务的核心问题就是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完善公共治理结构的核心也是政府,需要政府处理好和社会的关系,和社会建立协作、合作、协商的关系。

3)从以GDP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

3. 推进政府转型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1)政府自身利益倾向的形成。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也是推动公平正义的主导者。但是,近些年由于现行的干部选拔制度和财政税收体制,以及现存的政府官员理念和经济运行机制,部门利益、各级政府的利益越来越突出,由此导致政府利益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说政府转型是一场革命,首先面对的就是部门利益、各级地方政府的利益。

2)政府利益与特殊集团利益。政府利益常常和特殊集团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我们要建立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首要的是要防止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但是,在政府自身利益形成的情况下,解决这种特殊利益是及其困难的。

3)行政成本减少的困难。19782006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管理的费用规模增长了143倍,年均增长19.4%,高于同期GDP增长一倍以上。我国作为一个经济转轨大国,要改变政府扮演的管理者和经济者的双重身份很困难。现在,我国140多家国有重点大企业和各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量相当于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6倍,如果加上其他垄断行业的资产,至少在23倍左右。这种状况增大了政府转型的难度。政府转型不到位,直接导致垄断行业改革的严重滞后。举例来说,我国垄断行业的职工大约只有800多万人,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是垄断行业800万人的工资总量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量的55%,是全国平均工资的14.06倍。中央这几年一再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一方面,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社会发展阶段变化后的一个历史性大课题;另一方面,现实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对政府转型的需求很大。如果政府转型有实质性推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有了重要保障,很多社会矛盾就会寻求解决的合理机制。与此同时,实现政府转型需要更大的改革魄力。

我国的改革远没有完成,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目的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全面推进改革。2009年,要以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和加快相关改革为重点,开启后30年改革发展的新篇章。由此,才能在未来30年间,实现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从开放大国向开放强国的转变,既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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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迟福林 主编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02月
定价: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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