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我国反贫困取得了巨大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言，中国在世界反贫困斗争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低收入国家取得了如此非凡的成就，为全球减贫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1]。
我国的反贫困进程与30年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同步。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开始由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生存型社会向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社会过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这个历史性变化，使全社会的“生存性”压力逐步减弱，“发展性”压力日益凸显。其中，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成为新阶段的突出矛盾。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新阶段反贫困的重大任务。
一、充分估计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对贫困群体的影响
基本公共服务与反贫困的内在联系，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有助于减少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从现实矛盾看，不论是在收入贫困还是可行能力贫困，都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密切相关。
1. 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是新阶段致贫的重要因素
与30年前因缺乏基本生存条件导致贫困有所不同的是，当前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是贫困产生、积累和代际传递的重要根源。
以基本医疗为例，2003年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发现，疾病是农村居民致贫的首要因素，大约三分之一农村贫困人口都是因病致贫；而1998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发现，疾病还只是致贫的第三位因素。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医药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披露，全国每年大约有一千多万农村人口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2]。中西部地区的状况更为严重。
再以教育为例，在一些贫困地区，教育负担已经成为致贫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农村家庭，教育花费已经成为他们的“头号”家庭开支。因此，政府教育支出对减少贫困具有重大作用。有研究发现，每一万元的教育投入可以使12个人脱贫，在西部地区的效果更加明显，可以使19个人脱贫Fan et al. (2004)。正因为如此，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就把“为贫困群体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作为反贫困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新阶段的反贫困，不仅要重视名义收入状况，更要重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
改革开放30年，我国以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的模式取得了成功。30年来经济增长对我国人类发展的贡献率高达52%以上。从国际经验来看，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带来贫困的减少。我国的主要经验是：第一，经济增长使全体社会成员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79～2007年间年均增长分别是7.2%和7.1%。第二，经济增长带来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使财政性公共服务支出总额成倍增长，这对反贫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经济增长带来绝大多数家庭收入水平的明显提高。
进入新阶段，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以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的效果趋于递减。数据分析表明，1978～1990年，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减少贫困人口1320万人；到了1991～2000年，这一数值下降到380万左右；进入新世纪以来，则进一步下降到100万（见表5-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表5-1 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贫困人口的减少年份GDP
GDP与贫困人口规模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
（1）目前新增贫困的突出矛盾不仅是收入低下问题，更多地与基本公共服务短缺直接相关。例如，我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与城市相比平均受教育年限少了近3年，这是农村贫困发生率比城市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年前我在青海一个县调研时了解到，当地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年。
（2）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趋弱，使反贫困的效果受到影响。1980～1989年期间我国就业弹性系数平均为0.35，1991～2000年期间急剧下降到0.11，到2005年则进一步下降到0.08。在就业仍然是人们获得收入主要手段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中就业弹性的下降，使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果逐年递减。
（3）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均衡，使城乡、区域差距和不同社会群体参与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程度不同，进而影响反贫困的效果。例如，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2.57上升到3.33∶1；在区域差距方面，2007年,东部的上海人均GDP为65347元,而西部的贵州仅为6835元,前者是后者的9.55倍[3]。发展不均衡使贫困人口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具有明显差距。与此同时，通过再分配反贫困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的反贫困已开始进入重要的战略转折期，既要注重经济增长对于反贫困的作用，更要注重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全面解决包括相对贫困，能力贫困及制度和机会贫困在内的发展型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