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在今天画上一个句号，集中来说，为未来改革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起点。我从宏观角度提四个问题，和大家讨论。
1. 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变化与教育发展目标
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实现了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开始由以解决温饱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社会进入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社会。我们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一是生存型阶段，二是发展型阶段。从2003年以来，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最近两年。在这些变化中，与改革最直接相关的就是全体社会成员基本需求的变化。过去30年，人们的基本需求就是解决温饱，近几年，人的自身发展、公平发展成为新阶段人们的基本需求，包括教育、健康等。从发展阶段的变化来看，30年教育制度改革是我国从一个人口大国开始转变为一个人力资源强国，从现实情况来看，“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立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还远未实现。那么，未来10年左右，我国能不能实现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比如说，大学入学率能不能从现在6.6%上升到10%左右？这些相关的主要指标，要如何界定，以去衡量我国是否进入人力资源强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迫切的需要尽快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2. 新阶段改革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与教育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的特质
社会的主要矛盾没变，但在矛盾上有两个倾向，一个是认为主要矛盾没有任何变化，还是生产力发展落后，只要生产力发展提升了，什么矛盾都可以解决。另一个是认为主要矛盾发生根本变化，过去我们是私人产品短缺，吃饭问题解决不了，现在公共产品短缺是主要矛盾。我认为，从总体上说，我国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在这个主要矛盾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前提下，社会矛盾发生了阶段性变化。我把这个矛盾的阶段性变化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二是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凸显；三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建设滞后的矛盾逐步突出。那么，从人的发展角度说，最主要的矛盾是教育的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尚未改变。无论从受教育程度、教育结构、教育体制来说，都可以进行问责，但总体上来看，教育改革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教育公共产品的供给滞后于人的自身发展的自身需求。
3. 新阶段可持续发展与教育改革发展作用的估计
首先，教育因素在新阶段发展中的影响度越来越高。教育因素在我国收入差距中所占比重已达到20%～25%，这个数字大概和拉美国家基本一样。新阶段新增贫困人口中大部分与教育缺乏和健康因素相联系，比如说，每一万元的教育投入可以使12个人脱贫；在西部地区的效果更加明显，每一万元的教育投入，可以使19个人脱贫。农村主要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贫困发生风险就可以降低12.9%。2007年，我到青海省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其中有两个县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不超过5年。
其次，教育在拉动内需、转变发展方式上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从实际情况来分析，教育投资的效益逐步提高，甚至开始超过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益，比如说，农村教育投资的效益大约高于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效益的25%左右。最近，我院形成了一份《拉动农村消费重在基本公共服务（6条建议）》，我们希望尽快出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投资计划。要以这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重要契机，为实现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在2020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的目标，明显增加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也就是说，在未来11年中，国家财政投入6.42万亿元左右，能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考虑到我国的基本国情并参考国际经验，将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人均财政投入差距控制在30%左右，实现城乡居民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度的统一，水平大体均等。按照这个标准估算，到2020年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平均每年投入5千亿～6千亿元，总计投入财政资金6.42万亿元。这一投资安排的一部分包含在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中。6.42万亿元的投资预计占国家每年财政支出的4%～8%，应当说在财政能力的承受范围之内。未来我们要拉动内需，发挥人口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极为重要的就是要加大教育力度。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和人的自身需求来看，未来10年左右是我国加大教育投资最重要的时期。
第三，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保障农民的公民发展。我国多年实行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当前已经远不适应统筹城乡发展的需求。现在农村人口中高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平均只占14.9%，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8年，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就是要改变二元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保障农民公平、公正的发展，实现他们自身发展权力，这首先面临的就是教育发展的问题。
4. 新阶段政府转型中的教育体制改革
从现实情况来看，政府转型越来越难，是政府自身的一场深刻革命。政府转型与教育体制改革是紧密相关的。政府转型不到位，教育体制改革也很难有实质性突破。现在，政府转型存在几个难点，第一，政府自身利益形成的普遍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也是推动公平正义的主导者，但是近些年由于现行的干部制度和财政税收体制，以及现存的政府官员理念和经济运行机制，部门利益、各级政府的利益越来越突出，由此带来政府官员利益的形成具有普遍性。第二，政府管理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1978年到2007年，我国行政成本开支增长了143倍，年均增长近20%，几乎高于经济增长的一倍，减少行政成本，不仅是财政控制的问题，更是行政管理体制调整的问题。比如说教育部，从实际情况来说，既是一个教育决策机构，也是教育执行机构，更重要的它还是个资源配置机构。在这种体制下，我们很难解决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也很难有效发挥三者的作用。所以，教育体制改革和政府转型的实际进程直接相关，新阶段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越来越有难度，教育体制改革如何适应阶段发展的需求还有待破题，否则，提高教育投资效益、改变教育模式都很困难，必须要把教育体制改革与政府转型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新阶段教育体制改革站在历史起点，我们要善于把握发展阶段的需求，研究一些基本性问题。
由于我国现实情况的特殊性，我们必须站在更宽的视野研究教育体制改革问题。我认为，认识教育发展现状，对教育发展做出阶段性判断很重要。
经过30年的教育改革，现在我国正处在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可能需要5年或10年。在这个背景下，教育作为一个公共产品，其供给短缺和不平衡的情况特别突出，在加大公共产品供给的同时，还要解决教育的公平公正问题。那么，教育改革的新起点和新目标是什么？
在未来10年，教育在我国发展阶段所处的地位比以往30年更重要、更关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比美国还大，金融危机把我国发展方式的矛盾和问题暴露出来。以往“低成本、高增长”的路子难以为继，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5～10年，我国要在多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一，尽快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2005年，国际市场给了我国经济发展一个缓冲的机会，国家内部改制力度少了些，农村消费率和消费份额的大幅降低。也就是说，人力资源对经济的贡献率没有增长，而是随着教育差距的拉大在减少。比如说，我国服务业的就业比率要比发达国家差20～30个百分点，北欧国家劳动力有一半就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所以，我认为，在公共服务体系没有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之前，我国不适合推行简单的事业机构改革，我国至少有5000万～1亿的劳动力需要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就业。
第二，推进社会公共需求转型。社会的公共需求转型在未来10年将处在一个最关键时期，随着全社会的公共需求发生重大变化，公共需求转型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将会影响社会稳定。
第三，加快完善社会公共治理结构。现在，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引起社会危机事件，这就是因为公共治理建设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需求不相适应。在现实情况下，转变发展方式和推进社会公共需求转型的过程中，教育的特殊性将在我国未来的历史中处于最重要的时期。
第四，以政府转型为重点加快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在未来的社会发展阶段中，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如果政府转型不到位，教育的综合环境是很难改变的。比如，发改系统和教育系统的体制安排等等。这些年，教育改革主管部门把重点放在如何办教育机构上，而且这种倾向越来越严重，再加上政府利益和当前社会环境等问题的影响，更加强化了这种倾向。教育在发展，但教育环境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多大改善。
第五，财税体制改革中的教育发展。未来几年，财税体制改革将全面展开，那么，财税体制改革问题对于公共财政来说是以强化公共财政为目标，以中央、地方事权和财力划分为主线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即将全面展开，教育发展面临三个问题。首先，教育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作为公共服务事业的一部分，应当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其次，国家即将推出公共服务指标，在强化中央地方事权和财力的基础上，这种问责机制、考核机制指标很快就出来，那么教育该如何纳入这个指标体系。再次，新阶段要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进程。从中长期规划来说，如果不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教育体制改革中的各种问题将很难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