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做出了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从而使改革开放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今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在历史长河中是非常短暂的瞬间，但正是在这30年间，中国为人类社会演绎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巨大变迁，用短暂的30年时间走过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历程，从而造就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
首先，经济体制从计划走向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30年来，我国彻底告别了由国家计划统配一切社会资源的时代。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社会投资从国家计划向市场配置转移，市场主体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到目前为止，除少数商品(如成品油、电力、电信等)仍在垄断或准垄断性经营外，99%以上的消费品均已市场化经营，95%以上的生产资料产品价格已经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国家规划、产业政策为导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协调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的低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以公共服务供给为主要目标的政府行政管理框架。
第二，中国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逐渐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30年来，我国的对外开放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从部分领域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已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仅为206.4亿美元，居世界第22位，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都不到2000万美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涉外经济快速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资等增长速度均明显高出世界平均速度。2007年，对外贸易总额已达2.17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分别达到835亿美元和187亿美元，均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分别居世界第五位和第十三位。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已经基本符合WTO多边规则的要求，货物贸易的自由化程度已经高出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对国外投资者的市场准入程度较高，管理体制和法律环境基本做到透明规范，国民待遇基本落实，实现了我国对外经贸体制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全面接轨。
第三，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万亿，年均增长高达9.75%，经济总量是改革初期的14.9倍。3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排名，从第十位跃升到第四位；财政收入从1000多亿元增长到5.13万亿元；外汇储备从1.76亿美元增长到近1.53万亿美元；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例从第二十三位上升到第三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7年的1.8万多元，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79万人，城镇化水平从17.9%提高到44.9%，谷物、肉类、棉花等主要农产品，钢、煤等主要工业品产量均已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彻底摆脱了贫困、落后的面貌。
第四，人民生活水平从贫穷步入小康，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显著提高。30年来，彻底改变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长期缓慢增长、甚至停滞不前的状态，呈现出大幅度增长的态势。从1978年到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提高到13785.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提高到4140.4元，扣除物价因素均增长了6倍以上。居民收入结构由单一的工资收入转变为多元化收入。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92.6%下降到2007年的70%左右，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07年的36.3%和43.1%，人民生活从满足于“吃穿”转变到多层次消费。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77岁提高到2005年的72.95岁，年均提高0.22岁；文盲率则从1982年的22.81%下降到2000年的6.72%，每10万人口中的大学生数由1982年的615人提高到2005年的5178人。
第五，社会结构正在从身份管理演变为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各个利益主体具备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同时，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急剧分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产生。在农村，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农转非”的身份控制已失去意义；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冲破了户籍制度的限制。在城市，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政府权力的削弱，致使“官本位”逐渐淡出；自主择业的劳动力市场，使传统的人事档案管理很不适应。尤其是伴随着居民财产的不断增加，基于财产基础的不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格局正在形成。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带来了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形成了不同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格局，由此激发了人们的政治参与、民主决策的积极性，从而为推动以健全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总之，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巨大的，有目共睹。我们可以有充分把握地讲，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长达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就没有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就没有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迅速崛起，也就没有中国今天在世界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
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理论内涵。回顾和总结期间的历史经验，不断提升和丰富我们的理论认识，对于今后深化改革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以解放思想为先导
中国改革前最突出的体制特征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位一体，高度集中。由于这种体制是按照特定的意识形态建立的，因而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任何改革都是难以设想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前后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核心。通过广泛深入的讨论，社会各界基本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共识。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1978年1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会议出现了多年不见的生动活泼局面，恢复党内民主、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成为主流，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一个多月的热烈讨论，完成了为其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充分准备。因此，有充分理由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取得了纠正“文化大革命”以及此前的一些重大错误，确立全党工作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着重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重大成果，这次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会议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强调必须坚决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重申在思想政治生活中坚持“三不主义”原则，从而保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至于流于一般口号，真正成为党的思想路线，也为冲破传统意识形态束缚，探索改革理论和实践提供了现实的可能空间。
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毕竟只是开启了中国改革的“闸门”，改革的必要性主要是来自于对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认识，改革走向何方？改革如何深化？应该说并不明确。这种不明确主要不是由于对我们今天所说的市场经济理论不了解，而是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特别是把计划经济、单一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直接画等号的传统理论影响，使得改革开放的具体进程不断面临姓“资”、姓“社”之类的挑战。因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我国虽然引入了商品经济概念和市场机制，但在实际上并没有放弃“计划经济为主”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必然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次思想解放是以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为标志展开的。通过这次思想解放，评价改革开放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深入人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理念成为共识，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后，大规模的改革开放突飞猛进，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改革开放30年思想解放与实践的互动过程表明，坚持解放思想不仅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改革开放得以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解放思想的本质是坚持实事求是，不完全依据传统的或习惯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观察和判断社会实践，而是根据社会实践的具体进程要求，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因此，解放思想是一个伴随实践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实践总是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要求人们不断解放思想，进行新的探索。历史已经证明，轻率地宣布某种判断的“唯一”正确是危险的，无限丰富的实践发展才是理论的最终裁判者。人类实践过程是无止境的，思想解放也应该是无止境的。
（二）坚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中国30年改革开放最深刻的变化在于，实现了创造财富主体由中央计划中心向社会的转移，人民群众是创造社会财富主体的理念深入人心，形成了多元化的经济所有制结构，从而使社会经济生活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大量的历史资料显示，始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最初并非决策者有明确目的的推动，而是源于农民的自发性改革。这种以“包产到户”为主要特征的农地经营方式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不断地出现过，但也不断地被作为资本主义因素扼杀了。因此，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性改革不过是重新“复制”了被历史证明的成功经验，但对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极“左”泛滥的社会而言，这仍然可以被视为一种“创新”或“新生事物”。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于农民的这种创新实践或首创精神寄予了极大的关注，并迅速给予了支持和鼓励。随着198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第一个“1号文件”下发，大规模的农村改革迅速推开。
继农村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和成功之后，社会各方面的改革探索逐步形成一种强大的趋势。一是以乡镇企业崛起为代表的苏、锡、常地区，一度成为传统体制下的社队企业转型的苏南模式。二是以利用海外侨资发展加工贸易为主发展起来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模式，并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效应。三是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基本按照市场经济自然演进过程发展起来的温州地区的民营经济，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发展势头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四是以北京中关村为代表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由于融合了市场机制和知识密集的双重优势，反映了中国新经济因素的孕育和成长趋势。这些成功的探索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热情，并且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创造了重要的体制基础。
实践证明，从早期的“长途贩运”，搞活商品流通，到个体服务商户的大规模发展；从允许私人雇工到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从农村社队企业“副业”补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特许特区“来料加工”到“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领域的突破、每一步的深化，都是尊重实践、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结果。尊重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体现。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所以能够不断克服思想束缚和现实障碍，妥善应对和处理各种新情况与新问题，其中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作为体制创新的重要基础。
（三）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
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并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选择，而是在探索和解决社会主义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与矛盾的过程中逐步演进的结果。其中，既包括对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深刻总结，也包括对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检验的借鉴。因此，从现实运动和实践的角度看，中国选择市场经济是对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趋势。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并没有明确放弃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理念，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报告仍然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但仍然被解释为总体上“实行的是计划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虽然提出了“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但依然重申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种情况固然有传统理论思维惯性的影响和作用，但也明显与当时的实践条件局限有关。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商品经济的概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命题。要形成明确的市场经济理念并作为改革目标，只能随着实践探索的深入展开才能实现。
不过，由于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就是市场，市场机制就是商品交换通过“看不见的手”指引来实现，商品经济逻辑上必然会被现代市场经济的概念所取代。中国改革开放要引入和扩大商品交换关系，也就决定了实际进程的市场取向。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大规模推进，到乡镇企业的崛起，从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到各种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不断发展壮大。从农副产品市场放开，到一般消费品以及生产资料市场放开，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不断扩大。市场取向的改革实践，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经济效率，增加了社会财富，市场经济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可以说已经是众望所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