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其中，“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作为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不仅意味着改革本身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而且意味着改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确立了“五个坚持”，规定了今后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方针。
1．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从指导思想和战略安排上坚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战略指导思想，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观，体现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紧密结合、相互统一的战略思想，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出发点。
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有力保障，因此必须加快推进社会领域的改革，促进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经济和社会不能协调发展，不仅全面小康社会目标难以实现，而且经济发展本身最终也会受到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物质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走向全面小康社会的一定阶段仍然要坚持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但是，经济发展不等于单纯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如果不能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整体提高结合起来，不能促进普遍的社会公正与社会进步，就会加剧社会矛盾。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要努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走持续发展的道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念。因此，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努力形成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机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性思路。
建立和形成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机制，关键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虽然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经济发展仍具有重要作用，但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政府必须改变直接地单纯追求GDP增长指标的思路，把直接创造GDP的任务交给市场，政府经济管理的职能要切实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并致力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2．继续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解决农民、农业、农村问题是关键。中国目前农村人口比重仍在70%左右，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5亩，这意味着在既定的人口结构条件下，单纯依靠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和农产品结构调整，不可能使农民同时也是大多数中国人走向全面小康。因此，农村改革不仅仅是涉及农民、农业和农村领域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城乡关系、体制结构、发展战略等多领域的综合性问题，必须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高度，通过综合配套改革，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首先，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切实保护农民土地使用权益，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护农民自主进行土地流转的权利，合理调整政府征占土地收益。其次，放开由行政垄断部门独家经营的与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的领域，如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销售、加工乃至农村金融和保险，允许农民组成的合作社组织经营。第三，调整乡村基层政府机构设置和精简人员，配套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确保农村村民自治。第四，消除对农村人口的体制性歧视，清理各种依附在户籍管理上的各种不合理规定。总之，农村改革要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链的延伸，有利于农民自主选择、摆脱对土地的依附关系，有利于推动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
3．清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继续大力清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表明，无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政策，经济体制的因素始终对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具有深刻的影响。国内市场的扩张、城乡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及就业和收入分配差距等，几乎所有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都需要相应的体制变革来配合。为经济发展扫除体制性障碍，进行制度创新，既是现实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当前改革和体制创新的主要方向和切入点。
清除经济发展中的体制障碍，关键是要根据体制环境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思路，让市场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这就要求继续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大力削减行政权力对市场运行的过度干预，不断扩大市场化资源配置的范围和领域。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积极推进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为非政府投资、公民创业和自主就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要努力推进投资体制改革，重点是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建立公开透明的投资决策机制，并鼓励民间投资。事实已经证明，中国经济领域中大量的“重复建设”根源在于政府投资行为不当，由此造成的结构扭曲和公共资源浪费已经成为一大“痼疾”，虽然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治理，但始终难以见效。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在治理“重复建设”中，没有明确把焦点集中在规范政府投资行为上。在实际治理“重复建设”中，往往出现“大砍”非政府投资的情况，而政府投资作为“重复建设”的主体则常常受到“保护”。这样治理的结果往往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抑制了市场竞争。
在市场经济中，“重复建设”是不可避免的，没有“重复建设”就不可能有同业竞争、同一产品的竞争，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就不能发挥作用。问题在于参与“重复建设”竞争的投资者必须“自我”承担风险，而政府投资的风险本质上是由纳税人承担的。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可以决定国有银行贷款，项目亏损由财政补贴，这样的“重复建设”不仅不能促进有效竞争，反而造成资源浪费。因此，政府投资除非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一般不应参与具体的市场竞争。治理“重复建设”必须明确从体制安排上切实规范政府投资行为。
4．建立健全相对公平的分配体系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健全相对公平的分配体系。中国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收入差距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成因较为复杂，只有具体分析才能真正寻求到有效解决途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政府的适当转移支付、消除城乡人口的体制性歧视可以减弱这种差距扩大，但没有城市化和落后地区的发展，仍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我们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就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而言，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资本效率与劳动者权益的平衡问题，这是市场经济普遍面临的基本问题，也是切入到政治和法律层面的问题。二是行政性垄断行业或部门的收入过高问题，这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问题，也是未来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问题，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这三方面问题的解决，都是当前乃至未来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立相对公平的分配体系的主要方向。
5．在宪法框架内稳步推进政治改革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高度集中统一的特征，这种特征意味着即使单纯的经济改革也不可能不涉及政治层面。经济体制改革与新旧体制转轨越是深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就越是迫切。25年的改革已经使现实利益格局乃至权力架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诉求日益越出“纯”经济领域，不断触及社会的、政府行政管理和政治层面，特别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心的改革正在涉及多层次、多领域的改革，改革的综合性日益增强。在新的形势下，经济改革如果不辅之以相应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安排，不仅难以深化，而且有可能增加社会动荡和不稳定因素。
中国改革已经进入全面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后期，社会不同层面的政治诉求需要新的整合机制，社会要求新的基本价值观，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对政府权力与责任的有效监督、以个人产权保护为基础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正在成为启动政治改革的基本内容。政治改革在宪法和法治框架内的逐步展开，将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确立与完善。
6．强化依法行政和法律监督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推进法治建设。当前特别应强化依法行政和法律监督。由于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初始阶段是在政府主导下展开的，行政权力与市场关系不可避免地存在交叉，这种交叉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前各种腐败的根源，也是制约经济体制突破与创新的重要障碍。强调依法行政，就是通过合理界定行政权力与市场的关系，避免政府对经济、社会的过度和随意干预。
强化依法行政应突出以下重点：一是必须明确界定行政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和约束条件，中国行政执法中的许多侵权行为从根本上说源于立法主体缺乏明确和有效的权力限制。二是要加强行政执法主体的行为规范，执法机构设置、执法内容以及执法方式要严格依照相关法律，防止其滥用权力。三是加强司法监督。不仅要加强权力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专门机关的职能监督，而且要形成包括群众组织、新闻媒体以及公民个人监督在内的广泛社会监督机制。行政机关要贯彻行政公开原则，建立公开办事制度，使其活动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中国20多年历史经验表明，每当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社会发展的潜力就会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因此，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仍将是中国实现“全面小康”、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由部分领域向全方位开放的转变，其本身就包含了丰富的体制变革因素，并且对国内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持。中国改革将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全方位展开，经济的、行政的、科技的、教育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政治诸方面的改革交织在一起，其性质之深刻，范围之广阔，任务之艰巨，将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