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一五”规划对我国过渡好重要关口有重要意义
“十一五”规划是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制定的，制定好“十一五”规划，对过渡好重要关口有重要意义。
从改革看，我们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初步建立，但彻底清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改革已不能普遍增加各群体的利益，有的既得利益群体甚至要丧失已得到的部分利益，如政府转变职能，势必精简机构、人员，削弱一些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必然会打破一些行业及其主管部门的垄断地位；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业增加，并引起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变化。因此深化改革的难度在加大，复杂性在加深。
从发展看，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正处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是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就业、人口、资源、环境等压力加大；也是消费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社会需求升级并越来越多样化，消费结构向着发展型、享受型升级，人们对休闲、教育、文化、医疗保险的消费日益增加，老龄化、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容易引发某些人的心理失衡和利益冲突。
从社会看，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的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社会利益分化，社会多元化主体正在形成。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最终要落实到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利益主体上。在改革和发展中，一部分群体，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产生了挫折感；又如一些官员的腐败问题，引起了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因此，在这个时期，如何防止各种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如何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就成为关键问题。
二、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五年规划的功能和作用
中共中央“十五”计划建议强调：“必须着手研究和解决重大的战略性、宏观性和政策性的问题。”这是很正确的。根据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我认为“十一五”规划还要体现长期性、指导性和协调性。
（1）长期性。中央“九五”建议征求意见稿曾提出：“九五期间要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中央在召开经济学家座谈会时，我曾建议：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一二年可以，但作为五年计划的任务很难说；宏观调控在五年内的重要任务应该是，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中央对此作了讨论研究，正式稿修改为“九五期间要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后来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到两年就面临通货紧缩的形势。所以，中央在提出“十五”计划建议时汲取了这个教训。对“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作为长期的方针政策，只说“近期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2）指导性。把计划改为规划，是一大进步，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要。计划带有指令性，规划带有指导性。因为：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来配置资源；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的特点，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所以规划必须体现指导性。政府主要依靠战略和政策、发布信息进行指导，由市场起作用，由企业、人民自行选择。
（3）协调性。如何通过“五个统筹”，促进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对内与对外、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是“十一五”规划应体现的重要特点。
三、建议把政府改革作为“十一五”改革的中心环节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九五”、“十五”仍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中心环节提出来。
“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金融体制改革、大型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治理改革等，都是下一步改革面临的难题。改革抓什么中心环节，才能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带动起来？确实是值得我们研究思考的重大问题。
我认为，把政府治理改革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更切合实际。从以下三组数据可以说明：
（1）投资过热，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的强烈投资冲动。2004年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53％，其中地方项目投资增长达64.9％，而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12.1％；
（2）在银行的不良贷款中，大部分来自政府的干预与国有企业信贷。其中，30％来自政府直接行政命令和政府干预；30％来自国有企业；10％来自地方政府的行政环境和司法环境；10％来自国家主导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主动关停并转；20％来自银行自身经营管理问题；
（3）在五部委联合进行的全国土地督察中，查出的10.1万起土地违规行为中，其背后几乎都有政府的影子，因为土地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
此外，金融体制改革和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都与政府改革不到位是分不开的。因此，“十一五”期间应把政府治理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来抓。
政府治理改革，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依法行政，使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使政府真正转变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经济社会环境的创造者、人民权利的维护者。要改变中央政府谋发展、地方政府搞建设的局面。要进一步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划分好事权与财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人事干部体制改革，弱化并消除投资冲动的体制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