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之年要树立三个基本思想
胡锦涛总书记曾经说过：“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温家宝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2005年是改革之年。这些重要指导思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所体现。为了突出改革，我提出改革之年要建立三个基本思想：
一是把改革作为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的基本措施；
二是把改革作为解决深层次矛盾的治本之策；
三是把改革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
二、着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继续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步发展”，我觉得这样提法分量不够。证券市场指数一年之内从2400点跌到1200点，掉了50%，已经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股灾了。谁是赢家，谁是输家？1993~2002年，国家财政印花税收入1800亿，国有企业上市收入1万2千亿，证券公司和中介机构收入3000多个亿。广大股民亏损8900多亿，平均每户亏损了1万3000多块钱。如果包括2003年和2004年，股民亏损就更多了。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这么多股民成为输家，不能不影响到社会稳定和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方向性的意见。现在政策利好消息已不大起作用。（温总理插话：管一两天）。所以说，为了稳定证券市场预期，必须制定总体战略，抓住时机，推进制度性改革，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积极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金融企业”，我提出是指发展混合所有制金融企业，还是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都要发展？（温总理：是指后者。）如果是后者，那就重点不突出，建议改为：积极稳步发展非公有制金融企业。
《报告》提出“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这句话十几年前就在中央决定里写了，可是到现在没有根本改观，反而直接融资的比重降低了，问题是把风险都集中到银行。所以建议增加：在控制风险条件下，积极发展企业债券市场。
三、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是重点
我不赞成“国企改革仍然是中心环节”的提法。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国有企业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时候改革的微观基础没有确立起来，抓住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了很多，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得差不多了，抓住国有企业改革带动不起其他方面的改革，因此改革的中心环节应转到政府改革层面，政府改革可以带动其他方面改革。（温总理：政府改革是关键）。
国有企业改革不是中心环节，但仍是重点。2004年，国有企业1至10月份就有4000多亿利润。我认为这是好事，但不可盲目乐观。
第一，要看看这4000多亿利润是怎么来的。利润主要是靠垄断企业，7个垄断企业就占到了67.7%，中石油的利润就1100多亿，占1/4。在利润当中，大约有40%靠涨价，40%靠规模扩张，只有20%是靠企业自己的。
第二，大企业资产损失很多。根据国资委公布的材料，在181个中央企业中资产损失的有80个，其中40个企业损失10％，还有40个企业损失20％以上。
第三，中央企业注销的资产很多，申请注销的资产有3700多亿，加上财政部已经注销的有1000亿。这二者共4000多亿，和国有企业的利润差不多了。
第四，国家给国有企业大量的投入，大量的贷款，技术改造贴息，大量的债转股。10000多亿债转股中，仅鞍钢一家企业就是64亿。
第五，这4000多亿利润都留到企业，没有交到国库。
因此，我们不能盲目地乐观，更不能影响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政企怎么分开，公司治理结构怎么完善，产权多元化怎么实现，怎么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中去？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改革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
四、加快推进“两税合一”
现在“两税合一”（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所得税）的呼声很高。因此我建议，不管部门如何反对，不管地区如何反对，不管外商如何反对，国务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两税合一”，为什么？因为：第一，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需要。外资企业所得税15%，而内资企业高达33%；第二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需要。当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很大，我们不能在压力下被动升值，而两税合一和完善出口退税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举措。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很多了，外贸出口已经很多了，但不是越多越好。比如，我们高价进口了原油，加工后，低价出口，这实际上是把廉价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补贴给外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外汇，因此要做出选择，要提高质量。此外，构建和谐社会要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可以考虑对公益事业给予税收优惠，以鼓励富起来的群体支持公益慈善事业。
五、排除干扰，坚持改革
当前改革的干扰不少。第一个干扰，就是有人借所谓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就是主张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国际化。批判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设计的，因此在改革中出现了这么多矛盾和问题。
第二个干扰，有人说现在不是要提高执政党的能力的问题，而是要纠正路线问题，认为中国走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科尔纳是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我和他就新自由主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觉得好笑，说：“新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这是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怎么能生搬硬套到中国的改革实践中来呢？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这是举世公认的。”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排除干扰，千万不能因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千万不要上当，否则有灾难性的后果。
六、尽快建立改革协调机制
当前改革正处在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谁来进行总体设计？谁来协调？实践证明，靠部门是不行的。我提出三个方案供选择：
一是恢复国家体改委；
二是建立国务院改革协调领导小组，由总理来兼组长，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资委等有关部门一把手作为小组成员；
三是扩大发改委改革的职能。
我征求过不少人的意见，认为第二个方案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