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我觉得，有了这样的理念，民营经济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政府才能切实转变职能，百姓才能更加富裕。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核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提出“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我觉得他们所讲的最根本的都是为了人民。问题是如何将他们的理论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根据我长期的观察和多次的调研，我认为浙江在实践中落实了邓小平理论。可以说，小平同志的理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浙江省已经开花结果。习近平同志说：“浙江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在外部争论中出名。”这是浙江经验的总结，即怎么去发展。应该说，浙江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浙江是一个人多、地少、资源少、国家投入少的省份，要想发展国有企业也没有机会。那么，为什么像浙江这样一个“一多三少”的省份，能够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在百姓富裕程度上居于全国前列，在社会稳定上也处于全国前列？我把它概括为“五千精神”，也就是“千辛万苦来创业，千方百计来经营，千家万户搞生产，千山万水找市场，千头万绪抓根本”。这个“五千精神”充分体现了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和人民这两个主体错位了，是把国家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把老百姓即纳税人的钱集中起来，然后通过财政投入到各行各业，认为这就是搞社会主义，认为国有的比重越高就越是社会主义。人民和企业是被动的，是“你要我干，我就干”，是国家制订计划，大家来执行。而现在，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动力就完全不同了，创造力被激发出来了，财富的源泉涌流出来了。从浙江的统计数据来看，1978年GDP是123亿元，2005年GDP是13300亿元；1978年人均GDP是331元，2005年人均GDP为27550元，已经超过3400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多。人民富裕了，社会稳定了，老百姓更加拥护共产党。浙江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呢?因为大家都在创业。
浙江这方面的案例很多，今天我就举邱继宝和他的飞跃集团这个例子。邱继宝是飞跃集团的董事长，20世纪80年代他在杭州钢铁厂打小工，每天工资是8角钱，他不满足，就去修皮鞋，修皮鞋又不满足，就从300元起家制造缝纫机。为了推销缝纫机，他去广交会，大门进不去就从下水道爬进去，结果被人逮了，被罚站，要罚款，可他并不灰心。后来，他到了深圳，花钱请一位普通香港老太太带了一本香港的电话簿，对照电话簿一个一个地给那些香港缝纫机的推销商打电话推销自己的产品。大家可以想一想，他的动力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冲动？如果只是“你要我干”，会有这样的冲动和创意吗？我曾两次到飞跃集团，有很深的感触，国家没有投资一分钱，而飞跃目前利税大约为3．5亿元，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你能说他是搞资本主义而不是搞社会主义？所以，我认为“五千精神”中的“千头万绪抓根本”，就是要为老百姓创业创造条件，让老百姓致富，而不能还停留在姓“资”、姓“社”的争论。有些人认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产值都不到30％了，就是私有化，就是在搞资本主义；现在9600万就业人口中，国有企业只解决了20.3％，这还是搞社会主义吗？按照这样的逻辑，我国非实行国有化不可，国有经济比重要提高到70％~80％。但这样能行吗，百姓会答应吗？浙江的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社会主义就是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以社会为本的社会主义，以人民群众最高利益为准则的社会主义，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只有发展、创新，才能有生命力。
我最近又看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中的一段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有一些人想搞国家社会主义，把国家作为主体。国家社会主义曾经在德国实行过，拉萨尔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鼓吹过国家社会主义，俾斯麦政府宣布把铁路、烟草公司等经济部门收归国有，把国有化作为所谓的建立“社会主义”的措施。恩格斯对此批判指出：“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会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是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性，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一本正经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
这段话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为什么我们争论了这么久，还认为国有比重越高越好，越高越是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不能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的话，恐怕争论一百年也没有结果。所以说，浙江“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在外部争论中出名”，是聪明的举措，浙江的实践让我们看到老百姓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第二个例子，我在2001年参加深圳市的高级顾问会议，讨论深圳如何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区，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搞了一个课题研究，列出了许多经济指标。在讨论中，有人就提出如果实现了相关的指标，是否就实现了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就冷场了。后来我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民为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落脚点和出发点；第二，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运行基础；第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当然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总是有先有后，即使实现了共同富裕，也不可能是所有人都一样，否则就没有动力，就不会前进；第四，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那次会议后，我又补充了第五条，即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我们传统文化要发扬，要创新，外来的先进文化也要吸收，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先进的文化。当然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涵很深，我的概括不一定十分正确和全面。所以，浙江在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了很大一步，并取得了初步的经验。
第三个例子，我在2001年访问匈牙利时，与匈牙利的前改革之父涅尔斯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匈牙利开始改革时他是党的书记，主持改革工作。东欧剧变后，他又当了国会议员和社会党主席。我问他匈牙利共产党为什么没能继续执政下去，匈牙利的社会主以为什么不能继续搞下去？对此，他回答有两个原因：第一，经济上缺乏效率；第二，政治上缺乏民主。我又问他，你作为改革之父，曾经是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两个朝代都干过，假如你重新执政，是继续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他回答我说，既不搞过去的传统的社会主义，也不搞资本主义，我要走第三条道路。他又说你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得很好、很成功，发展很快。连他都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要按照某些书本上所说的去做，那些书本上没说过的就不能干，而是要在实践中创新。
当前，中央把自主创新提到调整经济结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中心环节这样一个高度。那么怎样进行自主创新呢？我认为，创业是基础，创新是关键，创牌是目标。飞跃集团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缝纫机制造本来是个传统产业，经过机电一体化，把电脑用在缝纫机上，不仅性能、外观有很大提高，而且还节约了大量原材料。此外，飞跃缝纫机还拥有“中国芯”，虽然拥有“中国芯”品牌的部分只占500万台产量的10％，而这50万台就占了利润的90％。邱继宝从一个打工者到创立飞跃集团这样的企业，是以创业为基础，然后不断创新，创新之后就开始创牌，最后成了名牌，出口到100多个国家，连日本这样的缝纫机大国也要进口飞跃的缝纫机。所以，我觉得这是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
总之，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有了这样的理念，政府就容易转变职能，百姓就会有更大更多的创新空间。在审批经济时代，凡是企业、老百姓要做什么事，都必须经过批准，而审批的人往往不懂技术，你说这到底能否鼓励创新？所以，应该树立群众的主体地位，树立“凡是法律不禁止，大家都可以干”的理念，虽然部分审批还有必要，但大量的审批应撤除，让市场去调整，让群众去创业。而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不能有随意性，要成为透明公开的有限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