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在资本短缺的经济起飞初期，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资本“瓶颈”问题，解决了社会产品短缺问题。但在内外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主导，以消费拉动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成为我国新阶段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一、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当前，投资消费失衡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继续保持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投资边际产出将持续下降，既导致产能过剩的压力越来越大，也增大了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
1．投资主导特征突出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带有鲜明的投资主导特征，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主要靠基础设施、房地产、重化工业投资拉动，国内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严重不足。客观地看，投资主导有自身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方面，过去30多年，我国处于生存型阶段，生产能力不足的矛盾比较突出，客观上需要通过较高的资本形成率摆脱短缺经济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经济的某些因素未完全消除，政府仍有主导投资以发展经济的巨大冲动。当前，尽管市场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但政府主导的体制色彩在某些领域还存在，投资主导的特征还比较明显。
我国的投资主导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投资更多地依赖于外部市场。当出口增长时，出口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当出口下降时，为拉动经济和应对产能过剩，国有部门就必须扩大投资。这意味着，如果不加快结构转变，不把经济增长的基础放在国内消费上，就难以避免因外需不稳所造成的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
2.投资主导下投资边际产出持续下降
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随着投资的进一步扩张，投资率虽然很高，但投资效率很低。一方面，投资产出率持续下降，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成本逐步上升。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中每1元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产生3.17元GDP，到2010年只能产生1.44元GDP，10余年里投资产出率下降了近一半。在发展模式不变的情况下，未来要想保持同一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求投资额度不断增长。
另一方面，尤其是当投资回报率持续走低时，这种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容易陷入“克鲁格曼陷阱”中，即企业投资回报萎缩而融资成本持续走高，引发企业破产[1]。近几年，珠三角、温州等地制造业面临的困难，有融资难引发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更有投资回报率萎缩引发的问题。
3.投资主导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
长期坚持投资主导，使社会生产能力得到极大地提高，并且远远超过社会消费能力的增长。由此带来明显的产能过剩压力。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投资增长速度持续加快，调控产能过剩成为周期性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2002年以后实际投资速度明显加快。2002年前的8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速度（扣除物价以后）平均为12%，而2002年后的8年，实际投资增长速度为23%，比2002年前高了近一倍。
（1）传统产业面临产能过剩。以钢铁行业为例，1998年钢铁行业的产量达到1亿吨，2003年到2亿吨，从1亿吨到2亿吨花了5年时间；但2003年后，钢铁行业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产量增加了4亿吨，2010年超过6亿吨。2009年，我国210种产品产量世界第一。
（2）新兴产业也面临产能过剩。以光伏产业为例。根据《中国光伏产业发展报告》的资料，我国光伏产业在2004年之后经历了快速发展的过程，连续5年的年增长率超过100%。在投资快速扩张后，产能出现严重过剩。2010年，国内多晶硅产能利用率为52.94%，硅片硅锭为47.83%，晶体硅电池为40.48%，太阳能薄膜电池仅为20%。
除此之外，钢铁、水泥、煤炭、有色金属（主要是铜）等的产量都已经达到或超过全球产量的一半。这些产品主要依赖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如果房地产投资继续减速，这些产品无一不面临严峻的产能过剩的威胁[2]。
4.投资主导严重扭曲产业结构
从近年来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的突出矛盾看，投资主导模式还扭曲了供给结构，造成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过去30年，我国的投资主导主要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上。这既有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客观原因，也有体制性根源。由于第二产业更能给地方带来GDP和财政收入，所以地方政府热衷于工业项目投资，导致服务业增长缓慢。
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和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含工业和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基本保持平稳并略有上升，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在波动中缓慢下降。第三产业（服务业）总体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快，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服务业占比长期在同一水平徘徊并逐年呈现下降趋势。2010年，我国服务业比例（43.1%）不仅远低于2000年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70.1%），而且也低于2000年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7.5%）。
在产业贡献率上，2007年以来第三产业贡献率开始下降，2010年降到38.54%。而第二产业贡献率则达到57.61%，工业贡献率达到49.16%，呈现明显的工业主导的特征。2008年，在金砖五国中，我国服务业贡献率（44%）低于印度（75.6%）、巴西（71.8%）、俄罗斯（69.2%）和南非（51.1%），对增长的贡献率是最低的。
5.投资主导加大金融系统性风险
投资主导是资金密集型的增长方式，要求越来越多的货币供给。这表现为M2/GDP的持续走高。1990年以来，我国M2/GDP持续上升。但持续上升的M2/GDP，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2010年我国M2/GDP超过1.8，距离世界最高纪录1.94相去不远。IMF的研究表明，当这一指标超过1.7时，容易引发系统性危机[3]。
（1）总体金融风险不容忽视。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增长方式下，商业银行将大量信贷资源投向资本密集型、高能耗、高产值的产业和政府形象工程项目，导致银行业不良贷款发生率较高。广义上的坏账数量，政府认可的数据是不超过5000亿美元。但一家名为Fitch的评价机构认为，中国的不良贷款超过2万亿美金，其中大部分来自受美国经济疲软和欧债危机冲击的制造业。而Clearwater Capital的创始人Rob Petty认为，中国仅国有企业的坏账就有2000～3000亿美元[4]。
（2）地方金融风险在投资主导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投资和工业项目容易做大GDP，因此地方政府往往偏好做大投资，偏好工业项目。但这些投资往往是资金密集型投资，要求地方筹集大量资金。为满足这一需求，各类地方融资平台应运而生，由此也对金融稳定带来严重影响。尽管在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方面我国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中央已经允许上海、浙江、广州、深圳等四个地区进行自行发债，但尚未形成制度化安排。2012年1月 4日审计署公布的《关于201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债务在违规担保、违规抵押、未及时安排资金、违规使用资金、虚假出资等五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未整改完毕。地方政府违规担保涉及464.75亿元债务，仅整改到位220.27亿元；1319.8亿元债务资金未及时安排使用问题，仅整改到位1017.47亿元；351亿元债务资金被投向资本市场、房地产和“两高一剩”（高能耗、高污染、产能过剩）项目问题，仅整改到位140.35亿元；融资平台公司虚假出资、注册资本未到位等2441.5亿元问题，只整改到位983.23亿元。依此计算，地方债务中违规资金达5308.58亿元，而其中未整改到位的资金为2716.65亿元[5]。
二、把拉动国内消费作为保增长的主要手段
未来1～2年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挑战，将使保增长成为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之一。这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但也要看到，未来几年的保增长应当与2008年反危机的投资导向有所不同，要在短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为中长期的消费主导奠定基础、创造条件[6]。
1.调整投资结构
（1）加大公共性投资。2008年政府投资的相当比重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扩张上。在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社会领域的公共性投资虽有加大，但尚不到位。未来几年的投资，应当按照需求结构变化的趋势，加大以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等为重点的公共性投资。
（2）优先考虑能够拉动社会投资的项目。近年来，包括高铁投资等政府投资加大了政府自身的债务风险，同时也造成财政资金使用的低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单靠政府投资，不通过市场化改革启动社会和民间投资，很难达到保增长的目标。因此，面对欧美市场的萎缩，要有效地保增长，财政投资要优先考虑能够拉动社会投资的项目，发挥财政资金在拉动社会投资中的杠杆作用，尤其要避免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防止可能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
2.调整投资来源
一方面，政府投资要调整存量，重点是调整国有资本配置，以公益性为重要目标加大对社会领域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扩大民间资本投入，尤其是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到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由此，逐步解决长期以来以政府投资为主积累的矛盾与问题。
（1）以公益性为重要目标加大国有资本对社会领域的投入。政府投资要以调结构为目标，加大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力度，调整国有资本配置。要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经济领域配置到社会领域，使国有资本尤其是资源性国有资本及其收益成为社会福利建设的重要支撑。2010年国有企业累计净利润接近2万亿元[7]，如果收租分红比例提高到50%左右，那么每年就有1万亿资金用于社会福利体系建设。
（2）扩大民间资本投入。尤其是引导和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和符合一定标准的外来资本进入到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此外，把社会资本引入到一些相关的产业当中去。在石油、铁路等垄断行业，必须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让各类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能够进去，这样可改变政府在基础投资领域唱“独角戏”的现状。
3.调整投资速度
（1）高储蓄难以持续，投资过快速度难以持续。2000～2010年，我国投资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尤其是城镇投资占比持续提高。从未来趋势看，由于人口结构变化，支撑高投资的高储蓄难以持续，过高投资速度难以持续。
一方面，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趋势明显。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据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8.87%，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1.9百分点，表明人口老龄化仍在进一步发展。这意味着我国的高储蓄将难以持续。
另一方面，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城乡居民新增储蓄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从2009年开始，活期存款增长快于定期存款增长。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城乡居民储蓄行为开始发生变化，流动性的要求开始逐步提高。由于储蓄结构对放贷行为的影响不同，居民新增储蓄结构活化趋势将对投资带来直接冲击。从长远看，投资主导难以持续，需要主动调低投资速度。
（2）尽快回归最优投资率区间。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一个阶段，有一个最优的投资区间。1975年，钱纳里等人利用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统计资料研究投资率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投资率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投资率较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投资率较高。并且，投资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投资率趋于稳定在23%左右[8]。
对我国的最优投资率，不同学者观点不同，但都认为需要回落到40%以下。谢国忠认为，从历史来看，全球经验表明，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最高水平，是固定投资占GDP的35%[9]。有学者认为，我国消费率合理区间应是61%～65%，投资率的合理区间是35%～39%[10]；有学者把基尼系数引入最优增长模型，认为如果要将基尼系数控制在0.2～0.3之间，经济增长率在7.5%左右时，最优的投资率是31.8%～35.2%[11]。总体来看，无论是储蓄率变化还是从最优投资率看，都需要尽快把投资率从当前的接近50%回调到40%左右。
三、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前景
未来5～10年，既是我国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也是风险挑战期。我国发展前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12]。综合各方面情况看，我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主导的实现程度。
1.消费主导转型顺利，经济增长速度能保持8%
如果消费潜力能够有效释放，最终消费率达到60%以上，投资率回归到正常水平，即40%以下，那么未来10～20年实现8%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应当说是有可能的。
进一步说，如果消费率能从47%提高到65%并且保持与GDP同步，进出口平衡，投资率降至35%，增量资本产出率为3，那么未来10年，我国仍然以能够保持9.3%的增长[13]，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社会压力得到有效释放，经济社会进入良性发展阶段，由此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2.消费主导转型不顺利，经济增长速度将大幅滑坡
如果选择不好，丧失机遇，恐怕很难绕开“成长陷阱”。未来5～10年，如果在发展理念上仍坚持经济总量导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迟迟没有大的突破，未来10年增长率可能降至6.8%[14]，即便投资率上去了，我们也将面临“低消费陷阱”的挑战，不仅很难实现8%的增长，而且还将面临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矛盾和风险。甚至不排除有可能出现增长速度急剧下滑、社会风险明显加大的灾难性后果。
[1] 陆磊.2012年隐现的三大转折[J].新世纪，2011(45).
[2] 尹中立.2012中国经济最大挑战是产能过剩[OL].每日经济新闻，2011-12-24.
[3] 陆磊.2012年隐现的三大转折[J].新世纪，2011(45).
[4] Henny Sender，Funds expect surge of bad loans in China，FT，2011-11-28，http://www.ft.com/intl/cms/s/0/9e839ad0-2d26-11e1-b985-00144feabdc0.html#axzz1idierGrf.
[5] 审计署公布地方债情况 近3000亿地方债仍待整改[N].北京商报，2012-01-05.
[6] 迟福林.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在第十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奖大会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体制改革高峰论坛上的演讲[R]，2011年11月28日，无锡.
[7] 2010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财政部.2010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要效益指标创历史新高[OL].财政部网站，2011-01-17.
[8] 湖南保持合理投资率的政策取向研究[OL].湖南省统计局，2008-09-05.
[9] 谢国忠.中国高储蓄率的风险[N].财经时报，2005-10-31.
[10] 罗秀岩.我国“十一五”期间合理投资率问题研究[J].投资研究，2006(2).
[11] 弓戈.最优投资率及其实现途径——基于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D].华北电力大学，2009.
[12] 胡鞍钢.“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J].人民论坛，2010(13).
[13] 王小鲁.经济转型与体制改革——在第72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的讲话[R]，2011年10月31日,海口.
[14] 王小鲁.经济转型与体制改革——在第72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的讲话[R]，2011年10月31日,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