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面临着诸多深层次体制矛盾问题和多方面结构性失衡的挑战。这些突出的矛盾与问题，大都与政府转型不到位直接相关。系统地改变增长主义政府倾向，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加快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的迫切要求和重要保障。
一、转变政府发展理念
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迈向发展型新阶段，人的自身发展成为发展的目标追求，意味着GDP“一俊遮百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只有转变政府发展理念，才能使经济社会发展真正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
1．从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的转变
人的自身发展是指所有人的发展，不仅仅是指一部分人的发展。为此，人的自身发展自然而然地要求公平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可避免，但不能因此而造成人的基本发展权的差距。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是，无论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还是贫富差距，均已造成了个人基本发展权的不平等。也就是说，经济总量导向的发展理念，解决不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基本发展权的不平等问题，适应人的发展成为发展核心目标的客观趋势，应当实现政府发展理念由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的转变。也就是说，政府不仅应当致力于提高国民收入，还应当把缩小过大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作为目标追求，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为自己的目标追求，以确保基本发展权的平等。
2．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
从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要求在国家层面确立财富分配的基本理念。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下，财富分配带有明显的国富优先特征。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到底是继续坚持国富优先，还是倡导民富优先，藏富于民，已成为改革发展方向选择的重大基本问题。
在我国处于生存型阶段、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特定背景下，通过国家集中社会财富办大事，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富带动民富的预期目标。问题在于，今天我国已进入发展型新阶段，人的自身发展成为发展的目标追求，人的自身发展更有赖于个人自由支配财富，更有赖于自由选择权，通过国家集中掌握社会财富很难充分考虑到千差万别的个人发展型需求。正是这些千差万别的个人发展型需求，才构成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倡导民富优先，藏富于民，就是要充分释放和满足13亿人的发展型需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国富优先所依赖的市场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国富优先确实能解决不少事情，但今天民营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和解决就业的主力军和生力军，继续保持国富优先，不仅不能有效发挥政府作用，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还能助长行政垄断，减少经济活力。倡导民富优先和藏富于民，很重要的在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大增强经济活力和效率。
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集中一定量的社会财富来发挥自己的有效作用，但政府对社会财富的集中是有限度的，需要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础上。我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政府对社会财富的集中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自身发展，我们强调民富优先，强调藏富于民，重要的目的在于将政府对财富的集中限制在合理和必要的范围内，更加强调发挥企业、社会的积极性，更好地实现人的自身发展。
3．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
如何使经济发展方式更能够反映和体现人的自身发展，并使经济增长建立在13亿人发展型消费需求的释放和满足的基础之上，涉及到政府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处于生存型阶段，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短缺经济，短缺经济的根本原因是资本积累形成迟缓与不足。由此，扩大投资，实现投资主导更有利于快速解决短缺经济，实现经济起飞。但是今天，我国已步入发展型新阶段，人的自身发展及相关的发展型消费需求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动力”。而且，由投资主导所造成的产能过剩，经济扭曲的矛盾已十分突出。在这个特定背景下，继续坚持投资主导，不仅难以实现经济转型的目标，还进一步加剧当前的经济社会矛盾。我们强调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有三个重要的理由：
（1）人的自身发展建立在个人消费增长的基础之上。没有个人消费的增长，谈不上人的自身发展。个人在生存型消费满足的基础上，在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型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才能带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2）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投资仍然很重要，但投资如果不建立在消费的基础上，就会成为引发危机的因素。一个国家在工业化中期之后，生产能力的快速扩张是一个客观趋势，如果没有消费能力的快速扩张，就会产生生产过剩的危机。发达国家1929～1933年的大萧条，深刻的原因在于工业化中期之后的投资消费失衡没有得到改变，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3）投资主导已造成突出的结构性矛盾。目前，我国的投资主导已经成为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重要根源。传统产能扩张过快，出现过剩与广大社会成员发展型消费需求得不到充分释放，得不到充分满足并存，成为结构性矛盾的突出问题。
